讀水滸傳有感2023字

　讀了《水滸傳》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是怎么看待《水滸傳》這部古典名著的呢?來這里看看吧。祝福網讀后感欄目為您提供最新的《水滸傳》讀后感范文，希望對您能起到參考借鑒作用。
（本文為你提供讀后感范本兩篇。）

篇一：

　　《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于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后，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么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于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圣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并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毛澤東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終于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里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系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愿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里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于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御侮的愿望，這種愿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于“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于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里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里，“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于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于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蒙蔽了圣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于換成“順天”、“保國”了。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忠孝”觀念，后來在縣里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于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愿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博得個封妻蔭子”，以圖日后“名垂青史”。而當時朝政黑暗，□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于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后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并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但由于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并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機。他上了梁山后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復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后的招安預留地步。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他終于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后，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火燒草料場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后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后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后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后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征遼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后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后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這里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宋江投降之后，“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于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后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于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篇二：

　　《水滸傳》寫的是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1前后)宋江等聚眾起義的故事。事在《宋史》和宋人筆記里有多種記載，雖不一致，但都說到力量強大，威脅朝廷，在民間影響深廣。南宋人龔圣與說：“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說書中也有宋江等人的故事。到宋、元年間，話本、雜劇廣泛演說，有些存留到現在，如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和元人雜劇。施耐庵把宋元以來史書、傳說、話本和雜劇等“水滸”故事加以匯集、選擇、加工、創作而寫成《水滸傳》。它以梁山泊起義敘寫了農民反封建斗爭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以深刻的思想、廣泛的內容、杰出的藝術譜出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英雄史詩、革命悲劇，反映出沒落衰敗的封建社會深重的剝削和殘酷的壓迫激化著階級矛盾，反動統治的黑暗腐朽造成廣大人民的反抗斗爭。寫起義發生是“亂自上作”。統治者上起皇帝、大臣，下至地方貪官污吏、土豪惡霸乃至吏役獄卒，全國上下，朝廷內外，形成統治網，公然用惡。像梁中書兩年就搜刮幾十萬貫給丈人蔡京慶賀生日，賄賂公行;高俅為報私仇迫害王進，為高衙內霸占人妻而害林沖，逼得本不想反的人不得不反，揭示出起義發生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小說真實地敘寫了起義斗爭的發展過程：從個人反抗到集體反抗，從分散斗爭到有組織斗爭，規模從小到大。魯智深、林沖、武松等開始都是個人抗爭，只為逃避官府緝捕而找安身立命之地;雖有梁山、二龍山、桃花山等許多山頭，但彼此孤立，不能抵御逐步升級的官府“進剿”;晁蓋、吳用、宋江上山以后，以梁山泊為中心，聯合各山頭，形成強大統一的組織，取得大規模戰爭的勝利，挫敗官府和朝廷的“進剿”，揭示出農民革命斗爭的規律。小說還敘寫了起義的失敗結局。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要求已經實現。農民革命的平等、平均主張，使斗爭只能有三種前途：一是像方臘稱王后被鎮壓;二是像李逵說，奪位自己當皇帝;三是像宋江“全伙受招安”。受招安有總結農民革命經驗教訓，探索出路和寓意。宋江受招安后，朝廷想“盡數剿除”，派去征遼、征方臘，梁山好漢死傷離散，剩下的宋江、盧俊義、吳這樣領袖人物，也被御賜藥酒毒死或傷心自殺。一場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起義，108位英雄只落得風流云散的悲劇結局。對這一英雄悲劇結局，學術界有不同說法，但對施耐庵總的思想傾向卻看法一致：揭露批判封建統治的罪惡，贊揚頌美梁山英雄的反抗斗爭。

　　《水滸傳》有很高的藝術成就。首先是在結構上，首尾完整的總體與局部有機結合。全書起義的全過程構成總體，使讀者清晰地看到梁山泊的來龍去脈;同時又把108位好漢各自走上梁山當作獨立局部，使每個人的局部反抗成為總體的一部分。這樣，讀者就從官逼民反、百川歸海的革命史詩中得到快慰，也從招安失敗的英雄悲劇中產生哀怨，從而接受了全書主題。其次，塑造出眾多的、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全書有姓名的800多，包括了全社會的各種人。作者不僅寫出他們階級、階層的特點，而且能同中見異地寫出個性，表現出塑造典型的藝術能力。像魯智深、林沖、楊志，都是有武藝的軍官，依附官府，也都憑自己本事謀職，不與貪官污吏同流，但在逼上梁山中，作者寫出他們的個性差異。魯智深的正義感強，林沖

　　忍無可忍，楊志功名絕望，顯示出三人性格的同中之異。其他如李逵、魯智深兩人，同是粗中有細，但一個細得天真爛漫，有如赤子，一個細得豪中見智，老練成熟，各成典型。再次，人物語言切合其身分、地位和性格特點。如在江州酒樓上，戴宗初見宋江口稱“仁兄”，李逵稱“黑>宋江”，宋江則對戴宗稱“院長”，對李逵稱“大哥”，都從人物說話上看到人物的性格特點。

　　《水滸傳》影響深廣久遠，對后世的農民起義提供了斗爭經驗。有些進步作家續書，如陳忱的《水滸后傳》;有不少人作評點;新中國成立后開過多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它引起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懼怕，以“誨盜”而禁書毀版;有的反動作家企圖以“續書”抵消影響，如愈萬春的《蕩寇志》(參見《蕩寇志》)。《水滸傳》版本多而復雜，流傳中也有的內容有所增刪。今存主要有：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殘)、百二十四本《水滸全傳》、七十回本《水滸傳》(金圣嘆刪改)和百十五回、百二十四回等本。

　　通行有新中國成立后由開明書店、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等出版的七十回、百回、百二十回等本。198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水滸傳會評本》，在保存金圣嘆評語原貌同時，匯集了國內今存其他評本的批語，為研究者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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