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潰》讀后感

　　讀后感的表達方式靈活多樣，基本屬于議論范疇，但寫法不同于一般議論文，因為它必須是在讀后的基礎上發感想。下面是祝福網小編帶來的《天朝的崩潰》讀后感，歡迎閱讀參考。

　　《天朝的崩潰》讀后感(一)

　　對于鴉片戰爭，我想對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不陌生的。對于鴉片戰爭，我只有從課本上得來的淺顯地認知，只知道鴉片戰爭是英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把中國變成它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其打破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局面，使中國由封閉到逐步向世界開放，逐步走向近代化。但由于鴉片戰爭的戰敗，迫使清政府簽訂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南京條約》，使得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開始遭到破壞，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苦難，使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進一步了解鴉片戰爭，我閱讀了《天朝的奔潰》這本書，讓我對鴉片戰爭有了新的認知，收獲頗深。

　　《天朝的崩潰》是北京大學教授茅海建先生所著，其又稱為“鴉片戰爭再研究”。當今社會人們關注更多的是鴉片戰爭的意義，而不是戰敗的原因。該書以一個不同于以往的觀念解析鴉片戰爭并著重分析戰爭失敗的原因。書中對于清軍戰敗的原因分別從兵力、武器、指揮、戰術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兵力上清軍人數雖然占有優勢，但由于駐防分散，難以集中，因而調動起來難度很大，除訓練、打仗外，很大程度上還擔負警察的職責。而且當時的清軍戰斗能力很是差勁。在大部分戰場，清軍迎戰的兵力僅比對手略多或持平。而英軍在鴉片戰爭后期人數已經達到兩萬，可以算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軍隊，而且清軍中的很多人是從各地、各省抽調而來，其戰斗力顯然不如整體編制的對手，因而兩軍在實力上差距很大。

　　武器上，清軍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由于沒有技術上的改進，發射的速度、準確性都很差，而且受資金等條件限制，難以更新，有的火槍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的式樣也和當年明軍阻擊后金進攻時的紅衣大炮差不多，由于鑄造技術也十分落后，使用時經常被炸裂傷及自身，射程、準確性自然不高。很多士兵還在使用大刀弓箭，自然無法和近代化的英軍相比。

　　從戰果上看，英軍每次取勝都只需付出極少的代價，損失最大的一次是在鎮江，也僅有三十多人陣亡，而清軍不論人力物力都損失慘重。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自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戰死，江南陸路提督余步云被斬首等，這些都是最能征慣戰的將領。歷次戰斗中清軍的指揮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則徐歷來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績最為出色、伊里布善于處理民族事務、裕謙是主戰派中態度最堅決的，楊芳在嘉慶年間鎮壓起義屢立戰功，可算當朝第一名將，差一點的奕山、奕經也是宗室親貴中的翹楚。但結果是無一例外的慘敗。

　　由此可以看出，在戰爭中如果僅僅只是指揮者實力不凡，而在兵力，武器等方面與對手相距甚遠，結果也只能差強人意。在兵力，武器，戰術上清軍都遠不如英軍，實在無法與對手相抗衡，因此鴉片戰爭清軍戰敗是必然的。而且清政府在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侵略者打的毫無還擊之力時仍然做著天朝美夢。這也是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朝方面從來沒有把英國看成一個平等的對手，戰敗之后也從未吸取教訓。對于遠來的“夷人”，“天朝”只知其“船堅炮利”。如果能從戰敗中分析原因，并且對英軍的戰術進行研究，適當改變戰術，與此同時在武器上進行改進，對軍隊進行整治，加強訓練，我想結果必然不會這般悲慘。

　　說到鴉片戰爭會很自然的想到著名的虎門銷煙事件，名族英雄林則徐，而琦善、奕山、是著名的賣國賊。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從《天朝的崩潰》中，我得知稱林則徐為名族英雄，琦善、奕山為賣國賊，實則是為了意識形態的統一認識而特別實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種。林則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勢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敵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堅持為官操守維護天朝體統;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戰派，惜命、愛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說他們都為一己之私欲賣國求榮恐怕有失公允。在我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度里，沒有哪個人物不在乎自己的聲名，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是每個人的愿望。因此琦善、奕山等一批“投降派”，其主觀上絕對是維護道光皇帝的正統地位，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做的其實就是臣子的本份所在。因此依照當時的標準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

　　愛國派其實是主戰派，投降派其實是主和派，雖然各自的主張不同，但出發點都是為了清王朝的統治。愛國派的立場未必是愛國，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賣國，如若真照愛國派的主張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將失與敵手，如果上至皇帝、下至朝臣能對主和派的處境多一點了解，也許和解并不那么罪不可恕。總之，戰爭的失利并非因為大家愛國心不夠熾熱，更多似乎是安穩現世輸給了船堅炮利。因此對近代史的重新認識是十分有必要的。

　　正如書中所說：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于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我們要以史為鑒，對歷史的真相有著清醒和正確的認識，從中總結經驗，而后有所作為，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關于鴉片戰爭，《天朝的崩潰》一書給了我們一個更深層次的真相，一個超越“愛國”和“賣國”簡單道德評判的發人深省的真相。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獲。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落后就要挨打，適者生存，為了歷史不再重演，中國必須要強大起來，我們要大力發展經濟，加強人才的培養，加強軍事國防上的建設。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我們身上也肩負著重大的使命，我們要盡自己所能，積極投身于祖國的建設之中，為祖國的發展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天朝的崩潰》讀后感(二)

　　人文性學科研究的一個問題在于其帶有強烈的主觀性。不同立場的人往往能夠從同一樣事物當中得到截然相反的兩種結論，而使得歷史本來的面目變得更加模糊。鴉片戰爭，就是這樣一個被涂上了濃厚的主觀色彩而變得面目全非的事物。

　　讀《天朝的崩潰》，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茅海建先生在全書結尾時的一段文字。在這段文字里，先生將鴉片戰爭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了一番簡單的對比，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其意義卻是極為深刻。1853年7月，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硝煙過去11年之后，日本的橫須賀港迎來了美國的黑船，這一不速之客的到來，在當時意味著歐美列強全面侵占東亞地區的開始，然而任誰也不會想到，就在美國黑船迎著風浪駛入日本之時，這一浪潮掀起了日本的劇烈變化。

　　和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后的長期沉淪相比，日本的崛起讓人大為驚嘆。尤其是在黑船事件過去40多年之后，曾經被日本人奉為師長的中國遭到了近鄰的強硬入侵，中日甲午海戰因此爆發。這一劇烈的顛覆，讓中國人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然而即便是到了此時，我們仍然沒有清醒的認識。我們依然糾結于在戰爭失敗的后果中尋找替罪羊，將清政府視為萬惡之源，將慈禧太后視為巨奸大憝。而在過去的40多年當中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巨大差距，我們卻絲毫不覺。

　　這顯然與現實相違背。大量對當時中國現實力量的考證，和身處其境當中的人物們的反應已經告訴我們：鴉片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中國不可能獲勝的戰爭。這種不可獲勝，從政治上而言是制度上的落后，從軍事而言，是古老戰爭模式面對現代化戰爭的全面失敗。然而國人長久以來積累的優越感，使得我們不愿相信地大物博、人才輩出的大國，對付不了歐美的蠻夷。長久的閉關鎖國鎖住了國人的眼界，也造成了之后天朝在這場戰爭中錯誤頻出、荒唐連連的現象。

　　單是對這場戰爭的定義，已經可見一斑。直到今天中國人對于這場戰爭的認識，依舊停留在虎門銷煙的民族自豪感上，因此我們將這場戰爭稱之為“鴉片戰爭”，潛臺詞是假如沒有鴉片的進入，沒有中英貿易的逆差，便不會有戰爭的到來。這種荒唐的認知一直蔓延至今，“落后即要挨打”的背后，骨子里卻是中國人自負的情感。

　　這種自負，從其時龍椅上坐著的道光皇帝而下，蔓延至整個中國。沒有人相信“蕞爾蠻夷”會是泱泱中華大國的對手，盡管從知己知彼的角度來說，國人對于英國的認知少之又少。因此道光皇帝輕率地為戰爭定下了基調，在一種懲敵以揚威的思想之下，他坐在紫禁城里連下圣旨，指揮著千里之外的戰爭。甚至直到戰爭結束之時，他連廣州城的地形如何都沒有親自考察過，就在上諭之中言辭激烈地批評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不知是何肺腑?”這番表達了皇帝強烈不滿的上諭，成為了琦善一生的轉折點。他不但在此后被革職抄家，更是背上了賣國的罵名。事實如何?頂替琦善的楊芳等人為了安撫皇帝，謊話連連，整個廣東戰場不再是清軍和英軍的戰斗場所，反而變成了楊芳和奕山等人哄騙皇帝，以辭鋒交戰的瞞騙地。甚至就連“三元里抗英”的民間故事，都是夸大出來的。中英兩國的戰爭，變成了清王朝上下的交鋒，豈不是荒唐?

　　正因為如此，當事實已然瞞不住，清軍一敗涂地，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時，道光皇帝悲從中來，在圣旨中郁悶地寫道：“朕自愧自恨，為什么事情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呢?”他顯然弄不明白，以我天朝上國的實力，到底為什么竟然被這群“蕞爾夷民”逼迫到如此地步?

　　其實這件事原本也很好明白，道理就在清政府本身。首先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中提出的大量事實證明，道光皇帝的剿匪滅英，根本就是紙上談兵，胡吹大氣。不要說是知彼，就是連知己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單從廣東戰場一隅的變化就可知。他痛斥琦善賣國，不知道是什么居心，但偏偏頂替琦善的楊芳、奕山、伊里布沒有一個不是和琦善抱著一樣的想法。相反恰恰是因為琦善的直言讓他們揣摩到了上意，所以才會有道光皇帝接連受騙而不自知的局面出現。最后到任的伊里布更是完全忤逆了上意，不但不和英國人打，反而一到廣州就開始求和。難道真的是因為清王朝的官員們腐敗墮落，天良泯滅，到了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嗎?

　　不是。一個琦善的出現，勉強可以算做是“賣國”，但連續幾任都是一樣的態度，只能說明伊里布們和琦善一樣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場戰爭根本就打不贏。打不贏的戰爭還要打，只能是自尋死路，所以從琦善到伊里布，都主張求和，區別只在于琦善直言進諫，伊里布等人陽奉陰違而已。既然如此，問題自然就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因為他是這荒誕一幕的總導演。是他痛斥琦善“賣國”，勒令奕山“戰(英軍)而勝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又讓楊芳等人痛剿英匪。他在下發的上諭當中輕蔑地稱英國人為“蠻夷”、“滑虜”、“性等犬羊”，可見高坐龍椅上的道光皇帝，根本就對事實的情況一無所知，一點不把英國人放在眼里。初到廣州的楊芳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在給道光的奏折當中大談自己在廣州何處何處布防，因為知道皇帝看不懂廣東的地理，所以胡吹海吹，不怕被戳破。結果果然不錯，一篇奏折看得道光皇帝一頭霧水，只能安慰性地稱贊楊芳說“看了你的奏章，朕心里的煩悶稍解。”事實上他壓根就不知道楊芳提到的地名都在何處，只能在遙遠的北京憑借自己的想象去操縱這場戰爭，把軍事斗爭變成了行為藝術。這樣的仗能打得贏，那才是怪事。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的過程當中，道光皇帝表現出的，都是一種無知和顢頇。他本身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主子，也缺乏分辨思考的能力。英國人的鴉片來了，他安然享受，甚至是頗為戀棧，給全國的臣民們開了個壞頭;等到林則徐力主禁煙，以現實的分析來讓他清醒的時候，他又力主禁煙，并且給予林則徐極大的信任;英國人的船艦來了，一路開到了天津，他又覺得大事不妙，又推翻了林則徐的理論，把他革職查問，讓琦善去談判;等到琦善談判不成，他又覺得有失國統，于是下令開戰。如此反反復復朝令夕改，如何能夠讓大臣們能夠一心一意地為國家辦事，為皇帝辦事呢?　　所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歸根結底其實是帝國皇權走到了盡頭的標志。帝國的一個問題是：皇帝不靈光，大臣們就只能跟著不靈光，這叫“順應上意”。大臣們一旦不靈光了，國家機器也就自然而然要出問題。所以戰爭的失敗，其實就是皇權的失敗、制度的失敗。如果不是中國的地方大，池子深，外國人不知道怎么趟過，再加上各國之間彼此如何分配沒有定論，需要一個代理人暫且管理住地方，大清帝國怕是早就要完了。

　　當然道光的問題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因為他缺乏實際經驗。這種實際經驗的缺乏，是制度的原因，與他本身的智商無關。帝國的皇帝們連出趟紫禁城都難，更何況是考察其他省份?所以他不知道廣州是什么情況，不知道軍隊是什么情況，更不知道戰爭是什么情況。他的所有認知，都來自下面的臣子。偏偏這樣一個缺乏視野、缺乏實踐的人物，正是帝國一切事務的最終定奪者。皇權制度的荒誕，注定了帝國不能長久。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的賢君，大多來自開國的前幾代皇帝的原因。因為他們見識過現實，了解現實，知道問題出在哪里，有勵精圖治的想法，也有治國平亂的經驗和本事。但一代代再往下，就只能是坐井觀天，胡思亂想了。

　　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在于中國的全面落后。在這種落后的局面下，失敗不可避免。清政府的無能是毋庸置疑的，閉關鎖國的現實讓國人完全不知英吉利，不知道世界已經運行到了工業時代。這種無能來自于封建制度的累積，也不能全盤算到清政府的身上。以清政府的無能來做道德上的批判是蒼白無力的，戰爭的結果本就是國力的比拼，既然沒有任何贏的可能，求和就是最好的出路。鴉片戰爭之后最大的問題在于，中國人沒有對此進行深刻的總結，換而言之沒能全面推翻清政府，徹底將封建君主制打入到歷史的角落。于是就有了日本在之后全面超越。

　　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的炮火中飄搖不定，又撐了70多年的時間。這70多年的時間，在今天看來是一段極為黑暗的時光。有意思的是，當日本社會的中下層武士們積極地組織力量推翻幕府推動日本維新之際，中國的義和團卻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勉力地支撐搖搖欲墜的清政府。這并不是民眾的錯，而是知識界的原因。“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背后，依舊是守舊的力量在作祟，將清政府將塌的危墻扛在自己肩上。由此來看，孫中山先生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假如沒有他的出現，中國的黑暗，還不知道要存在幾許。

　　《天朝的崩潰》讀后感(三)

　　首先看完《天朝的崩潰》這本書讓我明白了一個本書中反復被提到的概念就是“奸臣模式”。所謂“奸臣模式”通俗的說就是奸臣沒有想象中那么壞，忠臣也沒傳說中那么完美。無論是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岳飛的秦檜，以貪污和獻媚著稱的和坤，還是現代的“奸臣”汪精衛、林彪。對他們的評價中，總感覺含有太多宣傳的成分。就像茅海建先生所說的那樣：“宣傳與研究不同。但以前大多數中國人的歷史知識都來自干這種宣傳。奸臣忠臣的形象也會‘層累地造成’。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遺臭萬年。過于簡單的人物評判標準.遺漏了太多的歷史真實，也錯過了許多知錯而改的機會。讀完這本書，感觸很深，最大的亮點就是它闡述了真相，將教科書上的正面，反面人物都還原了最初的面貌。

　　作者在序言中探討了琦善的賣國問題，雖然作者一再強調并非為“奸臣”、“賣國賊”正名，但琦善作為道光朝的一名大吏，在我所讀書中，未見有人表揚過他，《天朝的崩潰》上來就為他作平反，起初不能不讓我覺得似有嘩眾取寵之心，但展卷讀完，我想，在中國這樣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度里，沒有哪個人物不在乎自己的聲名，能夠留芳千古是每個人的理想。所以琦善等一批“投降派”依照當時的標準竟然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主觀上他們絕對是維護道光皇帝的正統地位的，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做的其實就是為臣子的本份所在。其次則是對林則徐為首的正面人物的再認識，之前我對于林則徐的了解僅限于虎門硝煙這一事件，認為像林則徐這樣的英雄人物如果不走極端，給英軍提供了鴉片戰爭的導火索，自大腐敗的清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實力，難道林則徐也不知道嗎?明明知道自己敵不過強大的英軍，還要用這樣的行徑去惹怒對方，不光清政府不會贊頌你，老百姓之后的生命與財產的損失難道你可以補償嗎?書中卻進一步寫出了林則徐的真實人物性格，他只不過又是一個被清政府官場蒙蔽的普通官員，發配出去后仍然敗在“官場”二字上，復出無力，阻擋不了英軍的入侵，這“天朝”連最后的精良指揮都敵不過英軍，大局又如何穩得住呢。

　　《天朝的崩潰》從兵力、武器、指揮、戰術等諸方面證明當時的清軍無論如何抵擋不了英國侵略軍的進攻。簡要的比較一下：

　　一、清朝的兵力雖在人數上占優勢，但當時的清軍駐防分散，難以集中，調動也很困難，除訓練、打仗外，很大程度上還擔負警察的職責。而且當時的清軍不論八旗還是綠營，戰斗力都已經相當差勁。而英軍在鴉片戰爭后期人數已經達到兩萬，可以算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軍隊，在大部分戰場，清軍迎戰的兵力僅比對手略多或持平。而且這些人從各地、各省抽調而來，其戰斗力顯然不如整體編制的對手。

　　二、從武器上說，清軍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間幾乎沒有技術上的改進，發射的速度、準確性都比對手差，而且受資金等條件限制，難以更新，有的火槍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類似，式樣和當年明軍阻擊后金進攻時的紅衣大炮差不多，鑄造技術也落后，使用時經常被炸裂傷及自身，射程、準確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還使用大刀弓箭，無法和近代化的英軍相比。

　　三、歷次戰斗中清軍的指揮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則徐歷來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績最為出色、伊里布善于處理民族事務、裕謙是主戰派中態度最堅決的，楊芳在嘉慶年間鎮壓起義屢立戰功，可算當朝第一名將，差一點的奕山、奕經也是宗室親貴中的翹楚。但結果是無一例外的慘敗。

　　四、從戰果上看，英軍每次取勝都只付出極少的代價，損失最大的是在鎮江，有三十多人陣亡，而清軍不論人力物力都損失慘重。指揮官中一品大員就死了四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自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戰死，江南陸路提督余步云被斬首。二品大員中也有京口副都統海齡、總兵葛云飛、王錫朋、鄭國鴻等人陣亡，這些都是最能征慣戰的將領。

　　從這幾點來看，清軍實力實在無法和英國相抗衡，而且清政府在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侵略者大的毫無還擊之力時仍然做著天朝美夢。這也是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朝方面從來沒有把英國看成一個平等的對手，戰敗之后也從未吸取教訓。對于遠來的“夷人”，“天朝”知其“船堅炮利”，但也僅此而已，他們一直認為英軍不擅陸戰，只要一離開軍艦就好對付。在戰爭中，朝廷的政策一直在“剿、撫”之間游移，剿自不必說，所謂“撫”也并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安撫”，也是顯示天朝威德的一種形式，是夷人接受了天朝的恩賜而罷兵。在這種不知彼的情況下自然是一敗涂地，其實英軍在各地進攻形式也比較單一，經常是利用己方炮火射程遠，由軍艦在清軍炮臺射程之外轟擊，然后陸軍避開炮臺的正面攻擊，繞到炮臺的側后方登陸(清軍大炮均無法轉向)，占領至高點居高臨下開炮。而清軍卻從未采取相應措施，仍然在原有的模式下組織防御，并且盲目自信，等敵軍輕易攻破防線又倉皇逃竄。

　　以作者的看法，中國應該向日本一樣，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而應當盡快簽訂和約，再走自強之路。當然作者的觀點雖然只是假設，但仍是相當成熟的。從文中的這一段話便可以看出：“這里面有兩個需要分清的問題：一是對侵略者應不應該抵抗?而是若這種抵抗注定要失敗，是否仍應抵抗?前者是道德層面的，答案是肯定的，沒有疑義，后者是政治層面的，結論不能從前者引申而來。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區別正在于此。”但是對此我卻并不完全認同，也許作者的想法更符合當時的國情，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理性地分析比較，避免這場血的戰役。然而歷史已經成為過去，無法倒退與逆轉，而清政府自認為的“天朝”就是最好的明證。當時的清政府認為自己在世界之峰，又怎肯做個縮頭烏龜主動屈服呢?且不說日本被西方列強侵略是在中國之后，已有前車之鑒，以當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當時官場腐敗的習氣，深刻的思考戰敗的原因，發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困難的。更重要的一點是，抵抗、犧牲是一個必然付出的代價，直接投降的作法從中國人民的感情上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道光皇帝本身并不是資質最差的皇帝，關鍵在于腐朽的制度和陋習使他無法了解真實的情況。中國發展到這個樣子，應該說被列強的炮火打開國門是一個必然，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似乎也是無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戰敗后的中國沒有能夠及時走上自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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