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讀書心得體會（精選5篇）

大二讀書心得體會 篇4

本書剖析了16世紀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學術思想，洞察內在因果，揭露時政弊端，得出結論“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全書文字優美精練，分析鞭辟入里，觀點生動鮮明，引人遐想無限。仿佛能夠看見萬歷時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們走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聯系，卻是歪脖子、細腰，無論怎么費力掙扎也無法邁進。隨著朱翊鈞、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場，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鏡下，看著它腐朽的肌理，無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禎實亡于萬歷”。

一、君臣失和、陰陽失調的上層建筑

朱翊鈞沒有選擇過當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掙下的這份家業和皇位世襲制度把他推上了龍椅。興趣愛好的扼止、偶像張居正的坍塌、官員權力的博弈、立儲斗爭的失敗，使他未能在皇權中尋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萬歷皇帝停止了早朝、經筵、日講、謁陵和各種禮儀，隔斷了同外界的交流，對官員的升遷補缺不聞不問，勸諫的奏章留中不發，立儲問題的爭執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攜”。

君臣對立對于一元化的國家體制而言是致命的，因為皇帝絕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社會機構。它通過敬天法祖和彰顯禮儀維護國家的等級制度和行為規范，通過人事升降和賞罰分明維護政府的工作效能，通過統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維護一個龐大帝國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賦皇權思想在賦予皇帝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將人世間一切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的決斷力。皇職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團的負荷。

文官制度與君主制度相輔相成，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重要行政工具。財政稅收、軍備戰事、司法審判、大型工程、搶險救災等國家大事，無不是通過文官集團得以制定和執行。處在這么重要的一個位置，它的運作也頗為有趣。一是名為下仆，實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名義上，文官集團是皇帝的仆人，實際上包羅了當時的出色人物，已經成為權力的源泉、國家的實際主人。張居正治理官吏、整頓財政實現了府庫充實、倭患絕跡，申時行運用調劑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黃河、化解邊境危機，他們都在歷史的大畫卷上留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二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明朝官員薪俸微薄，還要力崇儉樸。把持朝政的高級官員、橫征暴斂的欽差大臣、瞞上欺下的貪官污吏，盡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權力獲得大量的社會資源，嘴上還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三是拉幫結派，上下其手。皇權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關系到官員的仕途命運。為此，官員之間建立起鄉誼、年誼、姻誼等小集團，進入私人派系，相互關照，各取所需。這種小集團在排擠政治對手的時候表現得特別鮮明，稱為“去皮見骨”。先由無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從細微末節開始，假以時日上升為道德問題，諍諫的官員職位越來越高，辭句越來越激烈，直到時機成熟自有大將出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

皇帝的消極怠工，文官集團的渙散，使龐大的帝國相互掣肘、舉步維艱，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這些問題到253年后的鴉片戰爭時依然如此，以致“沖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而在西歐，這一年是西班牙無敵艦隊遠征英國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國已經處于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發動了侵華的鴉片戰爭。同為大國，為什么明朝的發展停滯不前，英國卻能擺脫困局、實現強國夢想呢?

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但在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顛倒規則。明朝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行政問題通過道德原則簡化，以適應政府的低能;財稅制度混亂僵化，與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脫節。黃仁宇先生把這種管理狀態下的社會結構比喻為“潛水艇夾肉面包”。上層是文官集團構成的長面包，大而無當;下層是成千上萬農民構成的長面包，沒有有效的組織;上下層之間是尊卑男女老幼的倫理道德。這些倫理道德是明朝立國的根基。它們粗淺簡單、保守僵化，缺乏技術標準和操作規范，使貨幣稅收、金融保險、交通通信、商業組織等先進制度無從發展，以致國家“不能在數目上管理”，導致國家機構運行遲滯，上下層之間的溝通渠道堵塞，最終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凝固。這是中國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貧瘠的土壤無法孕育高大的樹木。在這個大環境下，制度建設成為水中花、鏡中月。比如稅收制度，每個縣的稅額自朱元璋時代固定下來，無論天災人禍、人口變化均不增減，等到執行不下去發生欠稅，將所欠稅額按比例減免后征收，等于變相減稅，各地爭相效仿，欠稅成為常態，導致國庫空虛。再如軍隊補給制度，軍隊是國家武裝，補給本應由中央統一調配，但明朝將軍隊補給交給地方負責。一個地方要給十幾個衛戍供應錢糧，一支軍隊的補給也來自十幾個府縣。如此犬牙交錯的供應模式無法充分保障軍隊補給，一旦行軍作戰更加難以應變。為適應落實的組織制度，軍隊作戰只能放棄先進的主動戰術，采用落后的被動戰術應敵。還有制度，中央規定的基本工資很低，各地就在稅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給自己發地方津貼，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沒有標準，等于地方變相擁有自己的財政權，還不受中央控制。賦役制度，可以稱為吃大戶，負責接待官員來往的驛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飲食攤派到當地的富戶，家里越殷實負擔越重，極大地限制了民間資本的積累。就連度量衡，官方與民間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萬歷十五年》一書散發的強烈現實關懷，于平常處凸現的深刻道理，對于現代社會制度建設仍不乏借鑒意義。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讓制度成為可執行的行為導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強技術性、規范性因素，減少不確定或模棱兩可現象，避免制度在落實過程中名不副實、被高高掛起的情況。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對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現實意義，正如逼著朱翊鈞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標榜官員低薪，就會出現稅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個解決問題的緩沖空間，不要一下子上綱上線，使政府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的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二是去人格化。張居正是萬歷時期的精英人物，聰明才智堪當大用。他執政期間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條鞭法、官員考成法等。這些富國強兵的措施，整頓了吏治，充實了府庫，夯實了軍隊，但隨著他的故世全部付諸流水。這種人亡政息的現象令人扼腕嘆息。因此，制度建設應注重連貫性、持續性，減少人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領導個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讓制度擁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權化。特權本身就是對制度的否定。如果說制度是一條大道，特權就是在道路上劃出的一條快速通道，這條快速通道越寬，占用的道路資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擁擠。明朝的賦役負擔由地方富戶承擔，但官僚大戶享有豁免特權，真正負擔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們傾家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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