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復蘇發展心得體會集錦6篇

中國經濟復蘇發展心得體會 篇4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劇擴散正在對世界經濟產生嚴重沖擊，使得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本文探討了疫情對世界經濟增長、深層次結構以及全球經濟治理等領域可能造成的沖擊，認為世界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關系都將受到重大影響，全球化進程可能呈現出現碎片化發展趨勢，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顯且內容更加廣域化，跨國公司的產業鏈重構進程將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應采取更加系統的應對措施，短期內宏觀經濟政策重心應該從“保增長”調整為“保就業”，并努力確保外向型產業鏈穩定;中長期應該更加注重擴大內需，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和積極推進國際經濟協調。

作者簡介：李曉，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珠海市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橫琴金融研究院院長，中日經濟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陳煜，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在全球暴發并迅速傳播，給世界造成巨大沖擊。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其定性為“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陸續將其定性為史上罕見的公共危機。截至2020年4月2日北京時間0時，全球累計感染人數突破90萬，累計死亡人數超過4.5萬，整體趨勢仍在迅速惡化。盡管疫情在中國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歐洲疫情拐點還未出現，美國也正處于暴發期，同時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區也開始出現疫病快速流行情況，有預計最終全球感染人數可能達到數百萬。若這一預測成為現實，全球將遭遇超乎想象的社會經濟挑戰。

作為一場典型的外部沖擊，疫情的全球擴散短期內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劇烈沖擊，全球資本金融市場隨之發生劇烈動蕩。3月9日至18日，美國股市在10天內接連四次觸發熔斷機制，連帶十幾個國家的股市或股指期貨觸發熔斷機制。面對市場日益加劇的恐慌情緒，美聯儲(FRB，下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極限措施。當地時間3月27日，美國政府簽署通過了高達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3月26日，二十國集團(G20，下同)領導人舉行特別峰會后發表聲明，將向全球經濟注入超過5萬億美元資金。與此同時，主要國家間日趨嚴厲的邊境封鎖措施使得全球產業鏈的運行從供給和需求兩端遭受“硬脫鉤”，造成國際分工體系局部運轉的“驟停”。目前，受疫情嚴重影響經濟體的GDP占全球總量的80%，影響的供應鏈占全球的90%，世界經濟運行的三大中心——供給中心中日韓、需求中心歐美和能源中心中東均遭受嚴重沖擊。基于疫情對世界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各國際組織紛紛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期。1月8日疫情尚未全球擴散時，世界銀行在《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20年世界經濟增速下調0.2個百分點至2.5%，理由是貿易和投資的復蘇慢于預期，債務和地緣政治等因素仍對經濟增長構成風險;3月9日，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表示，新冠疫情所引發的沖擊可能使2020年世界經濟增速降至2.5%以下;3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召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FMC)緊急視頻會議，表示全球衛生流行病已經轉變成一場經濟和金融危機，伴隨著經濟活動突然停滯，2020年全球產出將嚴重收縮。摩根大通銀行的近期預測顯示，2020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將陷入經濟衰退。大部分學者、機構也越來越傾向于認為經濟衰退已經成為事實，擔心陷入一年以上的嚴重經濟萎縮。

關于這場疫病的擴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對世界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國內外經濟學界出現了較大分歧。有的學者認為，目前情況表明世界經濟正在走向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將影響金融系統進而對實體經濟造成二次打擊，最糟糕的時刻還遠沒有到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盡管本次疫情的暴發速度與波及范圍前所未有，但目前斷言世界會再次陷入經濟大蕭條還為時尚早。從影響上看，雖然本次疫情對世界經濟和全球化的沖擊超過中美貿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經濟的持續動蕩更多是由于外生沖擊而非金融系統自身問題所致，各國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基礎也與20世紀有很大區別。只要各國政府和企業采取的措施得當，雖然經濟衰退無法避免，然而不可能出現當年的大蕭條。

在人類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災害面前，經濟學家任何基于理論和經驗的判斷都不應絕對化。目前，人們多用“灰犀牛遇見黑天鵝”來描述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我們認為，這主要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在世界經濟宏觀層面，在經濟增速不斷下降或者說在緩慢衰退過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沖擊;二是在世界經濟的微觀層面，全球貿易和產業鏈在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斷，貿易保護主義不一定減少貿易量，主要是增加貿易成本或者出現更多的貿易轉移，但此次疫情卻導致大規模的交易中斷;三是在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系層面，正當主要大國關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識破裂、導致全球化分裂的過程中，疫情沖擊很有可能使得全球化市場出現碎片化發展的趨勢。基于此，本文試圖通過探討疫情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沖擊，分析中國在此過程中應采取的應對策略。

二、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暢銷書《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美國著名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將改變人類歷史進程，或將成為“公元前和公元后”一樣歷史分期的起點，即B.C.(Before Corona)與A.C.(After Corona)。這種表述反映了人們對疫情影響的憂慮。本文將從世界經濟增速、結構性變化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

(一)疫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

任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判斷都必須基于全球疫情擴散與防控的情況來進行。疫情擴散與防控拖延的越久，其對世界增長的危害就越嚴重。參考各個國際組織不斷修正的預測，基于疫情的全球擴散與防控情況，可以將世界經濟增速的判斷歸納為三種情況：一是如果全球疫情擴散在第二季度被控制住，世界經濟增長將會在1%~2%之間，而且被阻礙或壓制的需求會使得經濟出現一波爆發式反彈;二是如果全球疫情的控制拖延至第三季度，全球經濟增長可能在1%以下，甚至為零增長、負增長，但2021年經濟反彈的可能性仍會存在;三是如果疫情擴散跨年度甚至更長時間，一場經濟衰退無法避免，至于能否進入全球性大蕭條，需視具體條件而定。總體上看，現階段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個。

第一，全球產業鏈突發性中斷。主要國家之間越來越嚴格的隔離措施嚴重打擊了以中間產品貿易為基礎的全球產業鏈運行，使得供給和需求兩端陷入突發性中斷狀態。不僅是需求方不能及時復工、復產，供給方即便生產出產品也不得不堆放在倉庫里或碼頭上。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半個世紀以來中間產品貿易所占比重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的30%左右擴大到今天的約70%。因此，如果疫情繼續擴散下去的話，全球產業鏈將會受到巨大沖擊和影響。

第二，全球貿易需求萎縮。由于現階段疫情擴散嚴重的國家幾乎都是歐美發達國家，它們每年的貨物進口額占到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超過30%，因疫情擴散與防控導致的需求銳減無疑會嚴重損害世界貿易的發展，近期全球范圍內有兩個現象值得關注，均預示著國際貿易將出現嚴重萎縮：一是既有訂單的“退單潮”開始大規模出現;二是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禁止糧食出口，由此很可能引發全球糧食危機。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變化。疫情的全球擴散促使投資者的市場預期發生改變，近期股票、石油、黃金等幾乎所有資本品的價格都在下跌，而美元卻在升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人們只關注流動性而非價值，是比較典型的危機時期的心理特征。這種情況直接導致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外流以及本幣匯率貶值。類似的國際資本流動方向與規模在短期內急劇變化與波動，極易造成1997~1998年那樣的新興經濟體貨幣金融危機的重演。

第四，各國龐大財政刺激政策的隱患有可能不斷顯現。面對洶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導致的社會生活、經濟活動的驟停，出于避免企業破產倒閉和確保社會穩定的需要，各國政府紛紛出臺了以補貼、免稅等為核心的財政刺激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無疑有助于緩解疫情造成的社會經濟沖擊，但也會導致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應對疫情所采取的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災，這類政府支出往往是沒有生產性或經濟性的，倘若用力過猛，會損害后期政府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龐大的財政支出會加重主權債務負擔，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嚴重，按照疫情的發展勢頭未來這些南歐國家還將被迫有更大規模的財政支出，由于歐元區國家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而歐元區又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歐洲央行能否為日益增加的主權債務融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它們的主權債務狀況，因而不能排除伴隨著疫情擴散、經濟停滯而使得部分南歐國家再度陷入主權債務危機。

第五，國際經濟協調應對緩慢。疫情發生后先是歐美主要國家旁觀中國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疫情的發展，2月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竟然稱中國為“東亞病夫”，引發兩國間嚴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擴散至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后，主要國家尤其是中美兩國之間關于疫情起源等問題的爭吵日益加劇，讓世人對因經貿摩擦而日益緊張的兩國關系是否會更加惡化充滿憂慮。面臨疫情擴散及其導致的經濟停擺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動、統一面對、共同協調的情況遲遲未能出現。直至3月26日G20首腦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以視頻會議的形式召開并達成共識，與會各國強調應該采取全球行動以抗擊疫情，并承諾“正在向全球經濟注入超過5萬億美元，以作為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經濟措施和擔保計劃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對社會、經濟和金融的影響”。

(二)疫情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影響

大部分學者認為，此次全球疫情無論何時結束，都將會對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甚至引發國際關系、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

1. FRB實施超級QE的原因與影響

美國在經濟上是世界經濟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為當今“美元體系”的核心或全球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其貨幣政策的實施具有世界意義;此次FRB無底線的超級QE政策的實施，必將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

在迄今為止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FRB采取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舉措挽救市場。從2月19日開始，美股累計暴跌近20%。期間，3月3日FRB宣布降息5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降至1.00%~1.25%;3月13日，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美股繼續下跌。面對股票市場因疫情擴散導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場恐慌情緒;3月15日FRB再度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啟動了一項規模達7000億美元的大規模QE計劃，其中購買國債至少5000億美元，購買機構抵押支持債券(MBS)至少2000億美元;3月17日，FRB啟動多種短期流動性供給機制，包括商業票據融資機制(CPFF)、一級交易商信貸便利機制(PDCF)和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工具(MMLF)等。這期間，3月9日至18日美股連續觸發四次熔斷機制;3月23日，FRB更是火力全開，宣布一系列新舉措，包括開放式資產購買，并將建立新的計劃來支持“信貸向雇主、消費者和企業的流動，該計劃將共同提供高達3000億美元的新融資”，同時，來自財政部外匯穩定基金的300億美元將為該計劃提供支持。此外，3月2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總額為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幾乎是2009年用于經濟刺激計劃的8310億美元的3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毫無底線，放手寬松;二是救市與經濟刺激并舉;三是其貨幣政策的財政補貼味道頗濃，實際上是開啟了財政貨幣化進程。FRB動作如此之大，當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沖擊下提振市場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則是美國經濟基本面及其面臨的主要風險。

第一，整體債務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得到較好的修復，而美國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則擴張迅速。因而，FRB所面對的市場流動性危機不是2008年那種金融機構之間發生的傳統的流動性危機。僅就金融市場表現來看，不僅市場隔夜回購利率(Overnight Repo Rates)走勢并未發生2008年那樣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購力度加大而出現下降，而且三個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 Spread)也遠沒有達到2008年的惡化程度，說明銀行間的借貸意愿并未發生劇烈變化，金融市場發生美元流動性危機的證據不足;同時，近日美國非金融企業商業票據利差卻急劇上升并已超過2008年危機時的高點，表明目前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2008年因金融機構杠桿破裂出現的流動性危機，而是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流動性比較悲觀。

第二，本輪長達11年的股票市場普漲很大程度上不是經濟基本面良好所致，而是在較長時期低通脹條件下政府、企業及居民消費部門低成本融資，尤其是通過大量的杠桿融資實現資產負債表擴張的結果。在此過程中，3月6日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關于原油限產的談判破裂導致國際油價狂跌，致使生產成本高達每桶40美元以上、用高杠桿推動起來的頁巖油企業的高負債鏈條(目前負債本息高達9300億美元)難以承受，由于石油不僅是能源產品，同時也是金融產品，資本市場對頁巖油企業債券違約進而導致金融風險的憂慮急升。另一方面，其他非金融企業的管理層通過回購公司股票抬高每股盈利(EPS)進而增加分紅，已經成為美國股票市場的正常現象。據統計，過去15年間，美國上市公司EPS年復合增速為11%，而企業利潤復合增速為8%，表明在目前美股EPS增長當中公司回購股票的虛增貢獻高達30%。而且整體上看，過去10年雖然美股漲幅超出2008年金融危機前高點3倍，但美國制造業產出水平僅比2007年底低2%，工業總產出在過去12年里總共才提升4%;更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經營者與股東利益的高度一致，使得美國企業的創新投入大幅下降，企業研發支出占現金比重僅為11%，遠低于用于股票回購所占的27%。正因為如此，美國經濟本輪擴張的基礎脆弱，經不起任何較大風險的沖擊。一旦市場出現轉向下行的動能或壓力加大，大量杠桿資金支撐的資產面臨巨大贖回壓力，結果一定是流動性短缺。

第三，服務業在美國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高達80%，是受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領域。服務業經營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就業比重高，遭遇危機時極易產生大規模失業;二是相對而言收入以現金為主，一旦現金流出現問題，其債權債務就會出現快速收縮，影響到大批供貨商的財務指標。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截至3月21日當周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多達328.3萬，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300萬人的失業，比2009年3月創造的66.5萬人的歷史記錄高出近5倍。

總體而言，盡管2008年以來美國銀行系統和金融機構伴隨著清除有毒資產，目前看似比較穩健，但企業層面的債務增長過快，其資產負債表比較脆弱。據統計，美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的比例已經高達74%，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隨著消費下降、產業鏈中斷等導致債務違約，將連帶銀行、金融系統出現系統性風險，形成“企業財務問題——債務違約——金融機構風險”的惡性循環。事實上，美國資本市場已經出現了危險的苗頭。伴隨著資本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斷行情，已導致“牛熊通殺”的量化基金的業績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資巨頭文藝復興(Renaissance Technologies)、Two Sigm和德卲(De Shaw)均出現嚴重虧損。業界表示，在如此波動的市場條件下，多空都很難做，預計今年量化投資基金虧損將達14%。

可以說，上述問題是FRB加大QE力度的根本原因。此番操作中，它繞過商業銀行直接購買企業無擔保商業票據，很大程度上并非為繞開“沃爾克規則”的限制挽救金融機構，而恰恰是為了向市場直接注入流動性以應對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針對FRB的超級QE，國內外學術界存在著兩種近乎對立的評價：一種觀點認為FRB出手及時，對挽救因疫情沖擊而備受打擊的市場信心意義重大，3月26日FRB主席鮑威爾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今日》(NBC Today)節目采訪時表示，FRB仍有政策空間，借貸方面的彈藥還沒有用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于此次金融動蕩與2008年時大為不同，個人、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債務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資產負債表惡化的主要不再是金融機構，而是企業，因而FRB如此大力度操作是用傳統的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辦法來拯救股市，無異于“用治療感冒的藥來治拉肚子”。實際上，針對疫情沖擊導致的股市暴跌，FRB的緊急救助無疑是必要的，起碼起到了安撫市場信心的作用。相較于1929~1933年大危機時FRB的毫無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FRB出手及時且功效顯著，此后數年它又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著充分的理論準備，此次超級QE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經驗與理論的應用。然而，FRB的此番操作無疑會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重大影響。主要體現在：

首先，FRB的資產負債表將急劇膨脹。在自3月18日開始的短短一周內，FRB已經購買了5870億美元的債券，經過此番超級QE，FRB的資產負債表可能會擴張到5.2萬億美元，未來一兩個月內如果FRB進一步購買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資產負債表很可能在6月前擴張至7萬億美元，預計所有救市行動過后其資產負債表可能飆升至近10萬億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選項依然很多，輕易不會實施負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FRB曾經推出過許多政策工具，如資產擔保商業票據市場基金流動機制(AMLF)、商業票據融資機制(CPFF)、資產購買計劃(CPP)、貨幣市場投資人融資(MMIFF)以及定期資產擔保證券融資(TALF)機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啟用，并創設了類似資產擔保商業票據市場基金流動機制(AMLF)的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來FRB有可能參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購買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業債券等，但短期內不太可能實施負利率，這不僅是因為歐洲、日本等央行已經是負利率，更主要的是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利。

最后，FRB的超級QE一定會對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體系”產生重大影響。此次美國推行的超級QE引發的兩個問題更值得思考：一是本輪QE何時退出?2008年后FRB用了5年時間退出，考慮到疫情沖擊的各種可能影響，恐怕此次“退出”需要更長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將更加脫離，實體經濟將更加趨向虛擬化發展，美國業已高度金融化的經濟結構將更加穩固;相應地，其對外部資金的依賴也將更為嚴重，并對國際資本流動、產業鏈布局以及國際關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二是此輪超級QE對“美元體系”的影響究竟如何?換言之，疫情之后美元的國際地位將會發生何種變化?這將是影響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的重大問題。一旦度過流動性危機，FRB的超級QE政策客觀上完全符合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Theory，MMT)，即只要政府有信用，完全可以靠發債來支撐經濟運行且一直能夠持續下去。如此，必將導致全球美元泛濫，帶來各種資產價格的上升或價格劇烈波動，同時使得持有美國國債的主權國家遭受巨大損失;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很可能快速進入一個貶值周期，進而抬高其他貨幣匯率，或引發劇烈的匯率波動。但問題仍然在于，無論從各國綜合實力還是國際貨幣體系的網絡外部性等角度看，任何國家的貨幣都無法單獨取代美元的地位。這種矛盾將會在疫情期間及其過后更加快速地得到積累，因而貨幣體系碎片化發展的進程很可能有所加快，區域貨幣合作將得到更為進一步的深化發展，尤其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中國和日本之間，在“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時隔20年之后再度開展合作，促進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深化發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疫情將加劇世界經濟業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本次疫情對于各國而言，是一場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于企業則是非周期性的突發外在沖擊。總體而言，疫情對于世界經濟發展造成的沖擊是典型的外生變量。而常識和經驗告訴我們，外因一定是通過內因發生作用。因此，關于疫情對世界經濟沖擊、影響的判斷不應再以某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來觀察，而是需要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整體結構視角進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為何可能成為世界經濟衰退的加速器。總體來看，歷經近四十年的發展，世界經濟主要存在著兩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

第一，世界經濟發展的新“中心—外圍”結構使得主要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政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期間，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自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創的地理空間革命走到了盡頭。尤其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加入WTO以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全球范圍內可以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國家或地區基本上都被吸納完畢，全球經濟競爭系統在平面的地理空間上的布局已經完成，難以再有可開拓的新疆域;在此過程中，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通過經濟金融化發展開辟了立體的空間意義上的新競爭系統——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并獲取了該領域的絕對競爭優勢。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結構由單一的“地理—實體經濟空間”轉向了與“電子—金融經濟空間”相交織的立體結構。這一過程對美國而言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對內是經濟高度金融化，擁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金融服務業，對外則是“美元體系”的全球拓展與運行。隨之，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種雙重“中心—外圍”結構：一重是高度金融化發展的美國國內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中產階層破產，導致劇烈的社會政治危機;另一重則是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國家”與其他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組成的“貿易國家”之間的分化。在上述兩個方面作用下，自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開始，所有全球性經濟危機都不再是生產過剩危機，而是由貨幣金融危機引發的。相應地，主要國家應對危機的主要手段走上了一條僵化的不歸路：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來金融化處理問題，通過印鈔、貨幣放水的方法借新債換舊債，經濟恢復基本上都是靠寬松貨幣政策修整長期存在的問題，但諸如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問題卻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在這種形勢下，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增長，大體上是通過貨幣放水“救市”來延緩問題，沒有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沒有新興產業的拉動，只有業已成熟的實體經濟部門在全球范圍內通過產業鏈的不斷延長、深化來帶動，也就是靠著實體經濟的全球化動力勉強拉動世界經濟實現3%以下的增長(2010~2011年及2017年除外)。這是疫情有可能成為壓倒已經脆弱不堪的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那棵稻草，甚至重創世界經濟的原因。由于目前主要發達國家央行的政策空間基本耗盡，世界經濟在經歷了漫長的經濟復蘇之后，疫情沖擊很可能使其走上一個較長周期的衰退。

第二，現階段的國際分工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規則不再統一，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中美貿易爭端的加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停擺以及發達國家之間更高標準的新貿易規則的談判等等，表明世界經濟第一、二大經濟體之間有關經濟全球化的共識發生了嚴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過程中，微觀層面的產業鏈出現脫節或者中斷的動向，“去中國化”進程日益明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疫情全球擴散導致的各國相互間封鎖邊境、中斷人員交往等行動，使得二戰以來不斷趨于深化發展的國際分工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擴散不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產過程被“硬脫鉤”，就連抗疫急需的衛生防疫用品、醫療器械等的生產與供應也出現中斷，無法滿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現了各國相互爭奪醫療資源的現象。這些都表明，以全球產業鏈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存在著脆弱性。

(三)疫情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影響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發展動力，同時也留下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全球范圍內收入不平等擴大、環境惡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起以及恐怖主義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體系予以積極應對。然而，在此次疫情暴發和擴散的過程中，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遭到沖擊。

第一，中美兩國間的裂痕在擴大，各領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發生與擴散，本應是中美兩國間開展大國協調與合作，比如醫療信息溝通、疫苗共同研發以及確保全球產業鏈運行穩定等的良好時機，然而迄今為止的兩國關系不僅未能向著協調、合作的方向發展，反而使得雙方的分歧或對立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華爾街日報》關于“東亞病夫”的侮辱性標題、特朗普總統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的發言，以及雙方互驅新聞記者等諸多情況表明，疫情發展到今天，中美關系并未向著彌合分歧的方向發展。這種狀態若繼續發展下去，顯然不利于中美關系的穩定與發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發生和全球擴散后，G7、G20等國際經濟協調機制的行動遲緩，傳統的協調機能幾乎失靈，直至3月26日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才在中國、法國等國家的倡議下召開。在此次G20特別峰會召開前，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內的全球20位頂尖學者發表聯名公開信，指出疫情使得“整個聯合國系統以及相關的國際金融機構——在兩次人為災難和大蕭條之后建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將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如果我們不能力挽狂瀾，將會受到歷史的嚴厲審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此次G20特別峰會上表明了中國積極推進全球合作、共同應對疫情以及中國將同世界各國一道加大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組織的支持力度，并積極擴大開放，為世界經濟穩定做出貢獻的立場。然而，美國卻擔憂中國借疫情之際通過對外醫療、經濟等援助擴大自身的國際影響，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

第三，疫情發生和全球擴散以來，世界各國除了相互封鎖邊境、控制人員流動以外，還采取了越來越多的各自為政、甚至各掃門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現了許多扣留他國醫療資源的情況。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時控制，各種資源的匱乏將使得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粹主義勢力趨于強勁，加之一些國家限制糧食出口和可能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很容易促使一些國家為減少外部風險而采取降低對外依賴程度、自給自足的策略，國際經濟合作將隨之受到嚴重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疫情將對世界經濟秩序和國際關系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并促使全球經濟治理有可能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出現如下四個重要變化：

首先，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有可能進一步縮小，相互間矛盾、摩擦有可能繼續增多。一方面，由于經濟結構差異，疫情之后美國股市縮水嚴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國實體經濟占比相對較高，若復工、復產及時且經濟政策有效，兩國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會加速縮小;另一方面，超級QE所導致的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將加快促使中國GDP的“被動”上升。理論上講，大國間經濟力量的加速變化往往不利于國際協調或全球治理的順利開展。如何理性、冷靜地處理好中美關系，是關乎世界經濟發展與穩定、全球治理體系能否完善的重大問題。

其次，相應地，主要大國之間業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關于經濟全球化共識的破裂會更加嚴重，很有可能出現全球化進程的碎片化、多層次化或多元化發展，區域經濟合作將重新抬頭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顯，治理內容將更加廣域化。疫情的發生與全球擴散表明，伴隨著全球人口增多、資源能源稀缺的狀況將有所加劇，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不平衡會更加嚴重，各類突發性自然災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顯，而且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協調已經不足以覆蓋全球問題，衛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會管理等諸多問題都亟需主要國家之間加強溝通與協調，并將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內容。

最后，跨國公司層面的產業鏈重構進程將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巨大沖擊，傳統的勞動成本優勢等東道國環境因素在跨國公司產業鏈調整或重構過程中的地位將會有所下降，鑒于疫情沖擊下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表現，跨國公司將更加注重其全球產業鏈的安全性，一方面會將部分產業鏈條本土化，另一方面將更加重視包括大國關系、民族主義情緒等在內的國際政治因素對投資環境的影響。

總之，疫情是對全球化的一場突然的壓力測試，它暴露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及其影響是短暫的，疫情過后就會緩解，有些則是持久性的，甚至長期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這一波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是否已經過去?但無論如何，就目前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發展所暴露出的這些問題而言，期望世界經濟短期內復蘇甚至實現快速增長，是比較困難的。

三、中國應采取的對策

(一)國內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臨的主要問題

疫情對中國同樣是一場嚴重的外部沖擊，且這種沖擊是在中國經濟內部經歷“三期疊加”、外部經歷中美貿易爭端的關鍵時期發生的，其影響不可低估。但對此不應過分悲觀，應當看到，重大挑戰的背后往往隱藏著機遇。一方面，國內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強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推進防疫和社會經濟發展工作，伴隨著中國率先進入復工、復產階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個人消費需求可能會有較大反彈，這些都將增強經濟增長的信心，對“后疫情時期”的世界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因此而盲目樂觀。綜上所述，中國采取的所有應對策略都要考慮疫情全球擴散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和影響，目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予以高度重視：

第一，抗疫可能從“殲滅戰”轉為“持久戰”。國內“抗疫”仍舊存在著部分病例愈后復陽、無癥狀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輸入的風險，因而依舊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衛生管理、信息透明、社會管理以及心理疏導、安撫等方面做大量細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二，經濟政策的目標與重心面臨重大調整。目前，全國經濟工作重心正在從抗擊疫情轉到“保增長”“穩就業”，但仍然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迄今為止國內各界關于疫情對經濟影響及其對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復工、復產這兩個階段，而對因世界經濟形勢可能惡化造成的反向沖擊即蕭條或危機階段重視不足;二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重心一直是關注經濟增長速度，此次疫情雖然使中國經濟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但現實情況卻是同強調“增長速度”或“保增長”相比，“穩就業”的形勢與需求更加重要。這是關乎社會穩定、政治穩定乃至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相應地，國家經濟政策的核心也需從偏重國有企業轉變為更進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業。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發加快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與美國產業結構以文化服務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為主不同，中國當下的產業結構是以電子、汽車、機械等產業為主。這些產業在此次疫情中均易發生產業鏈斷裂，疫情持續越久，影響越嚴峻。產業鏈跨越國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歐美疫情仍在梯次發展情況下復工的成本較大，無法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企業運營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實現復工、復產，亦會受制于周邊地區的外溢影響而承擔額外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產業鏈中斷后的重構過程中，跨國公司不僅要考慮資源配置效率，還將更加重視大國關系、民族主義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國國內產業體系健全、市場廣大、消費能力強而忽視疫情過后部分跨國公司產業鏈的“去中國化”風險。

第四，如何處理好疫情期間和疫情過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這是當下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該問題涉及的領域非常多，但總體而言目前尤為迫切的主要有四個：一是如何增強國際信任或者說互信?這不僅是國際形象的問題，也是涉及投資環境的重要問題，國際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樣去“說”，更重要的是怎樣去“做”;中國應在認真總結自身抗疫經驗和教訓的同時也要客觀看待其他國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認識到各國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國情的選擇，沒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學習、團結合作，否則會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或過度反應。二是如何處理好中美關系?毫無疑問，中美關系是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不能將中美關系簡單地看作“你輸我贏”的二元選擇，如何處理好中美關系是關乎中國未來、世界未來的重大問題。三是如何積極開展國際經濟協調?這不僅影響到未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增長與穩定，也是關系到中國能否通過國際舞臺的集體行動邏輯平等地與美國進行對話、實現雙邊約束平衡的問題。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開展對外援助?中國應基于人道主義而非提升中國形象與國際地位的功利主義目的去開展對外援助，而且對外援助特別是對外醫療援助要有針對性地慎重實施，一方面應針對真正需要援助的國家，另一方面要考慮到對外援助與疫情發生后對國內弱勢群體救助之間的平衡。

上述四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秩序的基本走向，決定著我們能否真正迎來并把握住戰略機遇。

(二)近期中國應采取的經濟對策

2020年1~3月，中國經濟經歷了兩輪巨大沖擊：第一輪是停工停產，消費、投資急劇縮減;第二輪是來自海外的訂單出現大批取消的狀況，不僅復工、復產面臨巨大壓力，本年度出口也將面臨重大挑戰，總體上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表現均不樂觀。我們認為，目前思考中國應采取的經濟對策時首先應立足于兩個視角：一是疫情對中國經濟沖擊的可能長度與程度，二是世界經濟可能遭受沖擊的長度與程度。目前，國內經濟學界討論最多的是這兩輪沖擊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但現實情況是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尚處在第一階段，也就是救災和救市的階段，后面第二階段主要是全球范圍內的復工和復產，然而倘若疫情擴散長期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第三個階段即反危機階段。實事求是地講，現在我們對第三個階段的認識不夠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擴散時間過長，導致全球需求極大萎縮，就會形成更為嚴重的反向沖擊，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輸入”“二次復發”等風險，必須對第三階段的沖擊做好思想與政策上的足夠準備。如果第一階段用于救災的政策支出發力過猛，這種沒有生產性的政策措施不僅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也會過早地耗盡宏觀經濟政策的資源空間。而且，前兩個階段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各國獨立實施，后一階段的宏觀經濟政策則需要高強度和高頻度的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因此，中國必須以更為深重的危機意識、更長遠的底線思維和更為宏大的全球化視野，著眼于疫情沖擊的三個階段予以應對。

具體而言，中國應采取的經濟對策可以分為短期和中長期兩個方面。

1. 短期內實施宏觀經濟政策重心調整和確保外向型產業鏈穩定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重心應該從“保增長”調整至“保就業”。如何應對劇烈的外部沖擊，經濟政策上并無固定的良藥，關鍵是根據具體情況對癥下藥，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對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選擇。面對如此猛烈的疫情沖擊以及四十多年來積累的各種矛盾與問題，尤其是疫情導致的失業率急升，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不再應該是“保增長”，而是“保就業”。“保增長”意味著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而“保就業”意味著更大規模的財政支出、企業減免稅費以及財政轉移支付，尤其是對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產狀態的實體經濟領域的中小企業予以更多財政支持，對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業、貧困狀態的人群予以補貼、救助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針對疫情沖擊的第一、第二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以貨幣政策為輔，鑒于中國現階段資本市場比較穩定以及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狀態，貨幣政策應適度寬松，不宜采取歐美國家那般激進的寬松政策，進而為有可能出現的第三階段留有寬裕的政策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確保廣大民營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疫情沖擊下的企業倒閉與競爭性倒閉不同，后者會有大批新興企業崛起、加入競爭過程，而前者倒閉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確保對就業具有巨大貢獻率的民營中小企業活下去，是“保就業”政策的核心之一。為此，應該認真反思前一階段的“國進民退”政策并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

第二，全力確保主要跨國公司在中國產業鏈的穩定。疫情對產業鏈的沖擊將呈現出先供應端、后需求端的順序。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以及歐美主要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受到該地區疫情沖擊最嚴重的，首先是產業鏈的需求端即中國的進口供應鏈遭受中斷，其中風險最大的行業有汽車、機械設備、發動機類、化工產業、醫藥行業、航空航天等。這些領域的復工、復產應得到全力確保，以便隨時可以為疫情過后域外生產能力的重啟做好準備。同時，也要做好應對國際市場需求端下滑沖擊的準備。

2. 中長期內注重擴大內需、擴大金融業開放和推進國際經濟協調

第一，消費拉動應成為今后中國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國是在這一波經濟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的，出口與投資自然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四十年高速增長的核心動力，然而此次疫情對全球化的沖擊巨大，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時期，伴隨著中國人均GDP的不斷提升，提高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是必然之舉。2月21日政治局會議曾對投資著墨甚多，但僅僅一個月后3月27日政治局會議則更加側重消費，寄期望于內需拉動的信息強烈。今后，投資的重心也不應再是確保經濟增速，而是促進消費，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應該是傳統基礎設施甚至僅僅是5G等現代通信設施建設，而是應關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設。通過超大城市群的建設，不僅發揮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更有包括農民工安置、戶口等相關制度的調整與改革，即通過新型城市化進程加快擴張內需。

第二，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堅決落實2019年7月中央政府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的方針，通過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吸納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時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金融業的開放與發展同制造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它對制度環境的依賴更高，對產權保護、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與水平的高低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所以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不僅僅有利于吸引外資、穩住外資，對中國今后的現代化發展同樣有利。實際上，無論是金融開放還是產業鏈重構，都需要中國在制度現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這應是今后中國的發展道路與迄今為止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較大的不同之處。

第三，積極推進國際經濟協調，努力深化區域經濟合作。中國應更加主動地擁抱世界，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協調，同世界各國共同應對疫情及其導致的世界經濟衰退。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處理好中美關系，努力確保雙邊關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國應利用疫情及其帶來的沖擊努力降低雙方“貿易戰”的規模與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或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拋售美國國債、主動與美國“脫鉤”的行為。其次，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增進合作尤其是開展疫情通報、信息交流與全球公共衛生體制合作，并將其納入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當中，盡力發揮G20的集體行動邏輯，爭取與美國進行更多的集體博弈。最后，疫情過后的世界經濟很可能出現國際貨幣體系的混亂及其風險，以及全球產業鏈重構帶來的巨大壓力，全球化的碎片化發展將促使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增強在產業鏈、貨幣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衛生防疫等領域的合作。因此，中國應大力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并積極探討加入現今由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機制，為自身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協調建立牢固的立足點。

精品小說推薦： 昔日落魄少年被逐出家族，福禍相依得神秘老者相助，從此人生路上一片青雲！ 我行我瀟灑，彰顯我性格！ 彆罵小爺拽，媳婦多了用車載！ 妹紙一聲好歐巴，轉手就是摸摸大！ “不要嘛！” 完整內容請點擊辣手仙醫

Tags：中國經濟復蘇感悟   中國經濟復蘇個人心得   經濟復蘇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