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創業的心得體會通用

創新創業的心得體會【篇3】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勾畫了我國“十三五”期間的宏偉發展藍圖，提出了我國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指導思想、基本理念和各項重大舉措，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長時期指導我國各項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以下，本文主要就人民主體地位、分享發展以及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闡述談一些學習體會。

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激發和調動十三億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建議》在談到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所必須遵循的五條原則時，首要一條就是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指出：“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可以說，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我們黨的一貫宗旨和主張，也是我們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不斷取得成就的根本動力和根本保證。

過去我們說：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解決科學發展的核心問題，這就是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也就是發展的目的和動力的問題。從概念上來說，以人為本中的“人”有兩種涵義：即相對于發展中的物質要素來說，這里的“人”就是指一般的人，即人的要素。如果相對于發展中的動力要素，即相對于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來說，這里的“人”主要是指“民”，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議》中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也就是以民為本的原則，作為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第一原則，同時這也是我們未來真正實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首先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不管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思想的提出，在國內外都可以追溯到很遠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不同時期和不同階級對于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的涵義都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堅持以人為本，至少應做到以下三點：

目前，在談到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時，多數還只是停留在為人民辦好事、為人民謀利益等層面上。所有這些認識和說法并不錯，但這并不是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的最本質的含義所在。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謂以人為本最本質的含義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要真正樹立人民主體地位。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就不是真正堅持以人為本。而從歷史的實踐來看，一切統治者，盡管也大談愛民、為民、利民、惠民等，如果最終做不到人民當家作主，而只是把他們當作維護統治的工具或憐憫施舍的對象，就不是真正的以民為本。因此，我們可以說，能否真正樹立人民主體地位，做到人民當家作主，是檢驗是否真正堅持以人為本的根本標準，是區分歷史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是判斷真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

(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表現在發展上就是要使廣大人民群眾成為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動力，成為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用者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也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實際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動力似乎不是廣大人民群眾，而是各級政府。直至今天，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靠政府推動、政府投資、政府立項、政府審批、政府操辦，而廣大人民群眾則基本是參與者，處于“被調動”或“等靠要”的被動地位。可以說，這是目前我們的發展方式存在的最大弊病，也是對人力資源的最大浪費。

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就告訴我們，廣大人民既應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也應是社會精神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更應實實在在地做到這一點2.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本觀，把關心人、尊重人、解放人、發展人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終目的

現在，大家都講以人為本。但是，如果深入思考，我們所說的以人為本與資本主義國家所講的以人為本有無區別?以人為本到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還是目的?這就涉及對以人為本含義和目的的深入分析和全面理解。

首先，我們要明確：馬克思主義人本觀中所說的“人”與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人本觀中所說的“人”是有所不同的。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在對人的本質分析時，只是把人看成是自然人、抽象人、一般人。因此，他們只是抽象地談論人的“理性”、“意志”、“感情”、“需要”。西方經濟學和管理學中所說的“經濟人”、“社會人”等都是建立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的。馬克思對于人的本質分析則不同，認為人的本質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人的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馬克思針對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本觀明確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頁)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把人的本質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并不否認人的自然屬性的存在。

恩格斯曾指出：“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頁)為此，馬克思指出：研究人的本性“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頁)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本假設理論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性假設理論應當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我們不但要考慮人的自然本性和一般本性，而且還要考慮社會屬性。其次，我們要明確：我們所說的以人為本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說，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強調以人為本，不僅僅是為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放人、發展人。

資本主義的人本假設理論，主要是為了激發人們的積極性，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效率，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他們從這些理論出發所提出的諸如“泰羅制”、“福特制”等所謂科學管理方法，雖然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但與此同時也把人變成了機器的奴隸。我國古代也有豐富的愛民、為民的思想，但所有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民本思想，充其量只能說是“重民思想”。這里的主要區別就是，封建統治者的所謂愛民、為民，不過是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得天下”;而一旦得了天下，又不過把“民”看成是“載舟”的“水”(即維護統治的工具)，甚至不少是反過來壓迫和剝削人民。因此，從理論上說，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者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才應當、而且必須真正做到。其檢驗的標準就是：不但把以人為本作為手段，而且作為目的;不但說在口頭上，而且落實在行動上;不僅是為人民做好事，而且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真正樹立人民的主體地位。

共享發展理念是《建議》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的一個新的理念。《建議》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共享經濟或稱分享經濟一說，在國外早就有之。但開始主要是指通過一些新的技術手段或者商業模式投入到經濟活動與經濟流通中，通過資源共享，產生一些新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發展模式。

20世紀60年帶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所謂“滯脹”狀況，這使西方經濟學出現了自50年前大危機以來從未有過的混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經濟》一書，認為產生“滯脹”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現存工資結構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以代替工資制度的主張。由此便意味著西方《分享經濟學》的產生。

黨中央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正式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與西方提出的分享經濟和分享經濟學既有一定聯系，也有很大不同。

首先，我們所提出的共享發展觀念不僅僅是表現在經濟層面，也不僅僅是表現為某種商業模式，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按照鄧小平的概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三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按照上述要求，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共享都是事關社會制度層面和發展的核心問題。如果這樣理解，所謂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其含義就更加深刻，涉及面就更加廣泛，意義也就更加重大。

其次，我們所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不僅僅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經濟“滯漲”問題，而是要充分體現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和目的，解決發展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問題。這一點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二)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目前，在我國實現共享發展，不僅要牢固樹立共享發展觀念，還要進一步作出制度安排，在許多方面還通過深化改革，轉換體制機制。《建議》在對于如何堅持和推進共享發展方面提出了許多制度性安排的意見和具體的政策措施。以下，僅就縮小收入差距的問題談一些看法：

目前，我國存在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差距，二是區域差距，三是個人收入差距。

關于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前20多年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進入代以后一直是1:3以上。近幾年這一差距有下降趨勢，到首次降到多年來的三倍以下，為1：2.92。但仍然大大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至于區域差距，特別是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我們認為：目前主要不是差在城市和城市之間，而主要是差在農村和農村之間，而農村和農村之間的差距，主要不是差在農業經濟本身的發展，而主要是差在整個縣域經濟的發展。例如，前幾年評出的百強縣，絕大多數分布在東部地區。縣級財政收入，東部地區一個縣一年財政收入在十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不在少數，而西部地區的有些縣一年財政收入在千萬元以上就算不錯。如果我們再深入分析，目前東部縣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一般都是民營經濟占絕大比重并發展比較好的地區，所以也可以說，目前東西部縣域經濟之間發展的差距，主要表現為民營經濟之間發展的差距。

關于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這些年也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近些年，中央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提出了許多制度性的方針和政策。這些政策措施都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但是，我們也應全面理解和貫徹。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和高速發展時期，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用西方經濟學的話來說，這是發展的代價。因此，我們在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時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既不能為了效率、而犧牲公平，也不能為了公平而犧牲效率。

我們還應認識到，在我國收入分配上存在的不公平，不僅僅是收入數量上的差距，而主要是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和競爭規則的不公平等。因此，解決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能只在數量上下功夫，應更注重解決機會的平等和規則的公平中的問題。如果機會平等了，規則公平了，那么收入上有一些差距，人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

三、培育發展新動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建議》指出：要“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

(一)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培育發展新動力，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的要求

如前所述：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如果我們的黨和政府能夠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并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自我創業、自主發展，真正成為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基本動力，就不但能夠使“千千萬萬個市場細胞活躍起來，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從而形成發展新動力，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而且還能使他們在創業或就業的勞動中不斷增加收入，并得到更大限度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地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我們就更加能認識到中央所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明智之舉所具有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改革開放前，浙江號稱是一個“資源小省”，缺鐵少煤，人均耕地不到八分。到1978年，浙江經濟總量在全國各省僅排在第12位，人均GDP僅列第16位。改革開放以后30多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到20，全省生產總值已居全國各省第四位。全年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程度，均居全國各省第一位。

那么，浙江經濟在條件并不優越的情況下，到底是怎樣發展起來的?這不能不說與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倡導和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密切關系。20，我們到浙江進行調查研究，針對當時對浙江經濟的各種議論，提出浙江經濟是民本經濟的觀點。所謂民本經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基本動力的經濟，是大眾自我創業、萬民自主創新的經濟。當時，我們對浙江經濟的運行模式概括了四句話：即“市場配置資源、民眾創造財富、企業自主經營、政府搞好服務”。所謂市場配置資源，就是指浙江本來是一個“資源小省”，歷來國家投資也很少。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浙江創造了沒有資源可以“無中生有”的奇跡，涌現出中外馳名的“鞋都”、“皮都”、“領帶之鄉”、“襪業之鄉”、“童裝之鄉”等各種各樣的塊狀經濟。

現在看，所謂浙江經濟無中生有的“無”，并不是無米之炊的“無”，而是無形之手的“無”，即他們主要是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的。所謂民眾創造財富，就是指浙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民眾自我創業和自主創新，真正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既是財富的創造主體，又是財富的享用主體。這是浙江模式最核心的內容。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不但促進了浙江經濟的蓬勃發展，而且也創造了另外一個奇跡，這就是使原本是一些教書的、打鐵的、修鞋的、務農的、小學沒畢業的，甚至是不識字的普通老百姓成了億萬富翁，成了中外知名的企業家，甚至世界首富。當時，浙江有4000多萬人口，企業就有200多萬個，用他們的話說，平均20個人就有一個老板。如果把這個指標稱之為是創業指數，那么這個指數，也是衡量一個地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實踐證明，就業是民生之本，而創業則是就業之本。

浙江正是有大量的民眾創業，所以不但推動了經濟的蓬勃發展，而且帶動了更多人的就業。所謂企業自主經營，就是指浙江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通過不斷地改革和轉型，一般都有一個產權清晰、責權明確的企業制度，都有一個比較好的機制，都能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成為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這是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的微觀基礎。浙江正是有了這樣一個微觀基礎，才在市場激烈的競爭中和政府的不斷鼓勵支持下，涌現出一大批知名企業和名牌產品。所謂政府搞好服務，就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建成服務型政府，其主要職責是搞好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為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在上述經濟運行模式中，市場配置資源是調節機制，民眾創造財富是動力源泉，企業自主經營是微觀基礎，政府搞好服務是基本保證。在這里，市場、民眾、企業、政府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各盡其力，既不越位，也不缺位。這就實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模式。。

綜上所述，在我國真正要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不僅僅是一個鼓勵和號召的問題，而是要從思想理念到體制機制、從發展方式到政策措施等方面解決一系列的深層次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創造寬松良好的環境，是開展和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基本前提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自主的行動，它不但個人要具備一定的物力和智力條件，而且必須要有一個寬松良好的大環境。如果我們像過去的計劃體制那樣，國家高度集中、包攬一切、管理一切，在體制和政策上設置種.種障礙和門檻，老百姓這也不讓干、那也不許干，只能服從上級的安排和指揮。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人民群眾既不會有創業、創新的積極性，也不會有創業、創新的可能性。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義烏還不允許農民進城擺攤經商。當時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對進城擺地攤的人進行圍追堵截。1982年，以時任縣委書記謝高華為首的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沖破種.種禁令，率先發文件，提出“四個允許”，即： “允許農民進城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城市市場開放，允許多渠道競爭”的新政策。由此，經過多年發展，才有了義烏這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改革開放初，一直到1982年,溫州市還在鏟除“資本主義溫床”，并以“投機倒把罪”打壓一些個體創業者，甚至曾發生抓捕批斗“八大王”(其實是八個比較有名的創業者)的駭人事件。直到后來，省委及各級領導班子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采取“不爭論”、不壓制的態度，才有了后來中外聞名的“溫州模式”。

2、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規制度，是激勵和保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保證

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但要形成寬松良好社會氛圍，而且還要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這樣就可以從法制的高度有效地激勵和保護民眾的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

18世紀60年代，英國發生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革命也是一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過程。回顧這場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發生，主要有四個條件：一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的建立，為產業革命提供了體制機制的保證;二是資產階級通過大規模地對外掠奪和原始積累，為產業革命提供了所必須的物質基礎;三是在此之前諸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所推動的思想解放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產業革命提供了先進的思想和科學基礎;四是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和專利制度的建立，為產業革命，包括大眾創業和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和保護機制。

以上四點，都可供我們在提倡和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研究和參考。

3、培育和支持企業家脫穎而出，是推動和引領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有效途徑

20世紀初，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曾對創新進行了系統而深刻地研究。他指出：經濟發展實際是一個創新的過程。而實現創新和生產要素的組織是企業，其組織者就是企業家。由此，熊彼特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是資本主義的靈魂。資本主義最終走向衰退，是由于企業家的創新職能逐漸衰退。熊彼特的這些結論，雖然不一定都正確，但綜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凡是國家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都是因為有眾多的名牌產品;凡是有眾多的名牌產品，都是因為有眾多的名牌企業;凡是有眾多的名牌企業，都是因為有眾多的名牌企業家;凡是有眾多的名牌企業家，都是因為有能使企業家和其他各種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體制和機制。所以，我們不一定贊成企業家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發展“魂靈”的說法，卻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企業家是一個國家或社會在經濟發展中創業和創新的代名詞和帶頭者。正是他們的不斷地創業和創新，不但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同時也帶動了更多人的創業和創新，由此也就推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為此，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大力培育和支持企業家隊伍的不斷壯大，是推動和引領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有效途徑。

4、大力發展教育和科技事業，是促進和保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堅實基礎

要想使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廣泛而持續地開展，必須要以教育和科技的不斷發展為堅實基礎和強大后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和科技事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僅從適應和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開展的角度來看，還須抓住一些要害問題，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動教育科技向更高水平發展。僅從高校教育來說，目前至少要通過深化改革，實現以下三個轉變：

第一、在辦學方針上，要實行由注重規模擴張向注重質量提高轉變。

第二、在培養目標上，要實行由注重學分、學歷教育向注重素質、能力教育轉變。

誠然，作為一個學校，應當重視學分和學歷教育，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衡量學生知識水平和素質能力的重要標志。但是，如果走向極端，只注重學分、學歷教育，而忽視實際的素質和能力教育，那就可能只培養一些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比如，現在正在實行的碩博連讀，按照現在的學制，學生在完成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碩士、博士的學業，至少要在學校“關”上20多年。等他們走出校門后，都至少已經近30歲。而一旦走向社會，卻對社會各方面的情況了解很少，是可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談不上創業、創新了。所以，比較好的辦法是學生最多在學校讀完本科或碩士，然后投入到社會實踐去工作或闖蕩一番，再根據需要和愛好讀博士學位，這樣就很可能成為真正博學博通的有用之才。

第三、在教學改革上，要實行由注重招生辦法改革向注重教學方式改革轉變。

這些年，我們的教育改革，在教育公平和招生辦法上下了很多功夫，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只注重在招生辦法等方面的改革，而忽視在教學方式，包括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等方面的改革，那么招進的學生再優秀，也很難培養成才。毋庸諱言，目前我們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著陳舊、僵化、教條等弊端，這些弊端不革除，就很難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開拓精神。為此，這才是教育改革應抓住的重點和要害，我們應當在這方面的改革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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