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論文心得體會精選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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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心得體會 篇1

站在決勝“十三五”迎接“十四五””的關鍵歷史時刻，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嚴酷挑戰史無前例，新冠疫情下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新常態，國際秩序與國際格局加速轉變。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絕無僅有，第四次產業革命發展方興未艾，“一帶一路”建設下的新型全球化日異月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相伴而生，旨在宏觀不確定經濟環境中，以“發展基建擴內需、優化產業鏈促穩定、自主創新增潛力、對外開放謀發展”的確定性戰略舉措拓展經濟發展空間，保障經濟安全。

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一方面形成內循環下擴大內需、鞏固全產業鏈的戰略腹地及戰略支點，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環下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及紐帶。與此同時，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因其區域內極富戰略意義的河西走廊地區和河套地區，簡稱“兩河三地”，以其聯結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區位和獨特的區域資源稟賦，成為新時代國家經濟發展總體布局的關鍵一步。從地理位置來看，“兩河三地”區域貫穿中西部，連接中亞;從人口結構來看，“兩河三地”區域人口眾多，少數民族自治，區域人口約占西部十二個省、區、市人口總數的15.5%，占全國總人數的4.2%;從資源稟賦來看，“兩河三地”區域存在著豐富的礦產及生物資源，僅區域煤炭儲量即超8500億噸，風能及水利資源均位列中國前列，以世界儲量之首的稀土礦藏為代表的礦產資源豐饒。因此，無論是新時期落實西部大開發戰略2.0的需要，還是構建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需要，聚焦“兩河三地”是必然之選。

一、“雙循環”是對西部大開發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補充

“雙循環”是我國在新時期“立足國內，兼顧國際”視角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布局，也是西部大開發理論和實踐過程中的重要補充。“雙循環”的實施西部地區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區“扛大旗”才行。西部大開發經過20多年摸索發展，專家學者已經發現東、中、西部地區的互動自建國70余年以來從未停歇，西部區域發展戰略始終與我國經濟發展脈絡相伴而行，與我國不同階段的基本矛盾相適應，整體呈現出“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階段性演變。而國內學者對于西部發展狀況，尤其是“兩河三地”區域發展的研究討論，集中于從新世紀初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1.0”起，至2023年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2.0”之間的這20年間，對西部地區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總結和未來發展規劃的對策建議。

首先，關于西部地區政策效果分析，國內一大批學者從西部地區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投資規模擴大、生態環境改善、對外開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畫西部大開發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內蒙古和寧夏地區，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過我國平均水平，一二三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同時，鄧翔等對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效果以面板數據政策效應評估模式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表明：西部大開發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效用，“兩河三地”區域發展受益匪淺，但其政策效果隨時間呈倒“U”型變化趨勢。

其次，關于西部地區“十四五”期間發展的對策建議，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學者緊扣《指導意見》36條，提出要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強西部城市間聯系互動、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態保護及資源利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對策視角。高新才、魏麗華從西部城市群建設的規模效應、擴散效應和集聚效應入手，提出以全面開放為前提，形成貫通南北主軸，對接“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的“一軸三帶”新格局。鄧翔則通過闡釋西部大開發政策效果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升情況下的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強調既要重視基建投資等“硬環境”，更要重視對外開放程度、人才教育培養等“軟環境”的協同效應。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十三五”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成效剖析全面，對未來“十四五”的西部區域經濟增長對策建議豐富。然而，對“兩河三地”區域整體經濟協同發展情況討論較少，對策缺乏針對性。因此，理順“兩河三地”在西部大開發中的戰略地位，明確“兩河三地”在構建雙循環中的角色定位，對西部大開發更好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開發戰略下“兩河三地”面臨的問題

（一）“兩河三地”發展演變

“兩河三地”區域涉及總面積為167.53萬平方公里，接近全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肅位于西部黃河上游，是將戰略地位影響行政區域劃分展現的淋漓盡致的省份，與6個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為甘肅糧倉，東西幾乎貫穿整個甘肅省達1200多公里，是古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的重要結點，是中部地區聯通西部乃至中亞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兩大游牧社會聯結的關鍵紐帶。其二，內蒙古自治區于北部同俄羅斯、蒙古國毗鄰，橫跨西北、東北和華北三大區域，臨省數量全國之最。其中，河套地區指黃河在陰山山脈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幾”字彎曲處，主要包括鄂爾多斯市和巴彥淖爾市。“黃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無山、土質肥沃、水源充足、宜農宜牧，八大引黃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種植業發達，是西部地區糧食主要產區。其三，寧夏回族自治區坐落于我國西北部黃河上游地區，串聯了黃土高原與內蒙古高原，是中國幾何位置的心臟，也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連接了河西走廊與河套地區，是“兩河三地”的紐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雖然“兩河三地”區域戰略意義重大，但整理建國以來“兩河三地”相關支持政策及經濟發展數據不難發現：似乎是歷史與“兩河三地”開了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玩笑，“兩河三地”一直被忽略，變成了西部區域中的西部，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通過對比新中國成立至今“東三省”和“兩河三地”分別受國家的重視程度看出。“兩河三地”首次受到的政策傾斜便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1.0最初涵蓋的省份便包括了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 “十五”期間開展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中央主要分三階段實施，從基礎開發建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逐步賦予新時代西部地區發展“鼓勵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新的靈魂。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三個實施階段，既有連續性，又有創新性，一脈傳承，不斷升級。

（二）“兩河三地”發展桎梏

具體就“兩河三地”發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開發建設，基礎設施等方面雖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仍無法滿足新時代“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的西部發展格局定位，區域發展的支持和推動仍任重而道遠。首先，以“兩河三地”為典型的西部地區近些年發展動能有所下滑，區域發展在補短板、固底盤的同時，更需要新的體制機制激活區域經濟增長潛能，《指導意見》的頒布恰逢其時。其次，“兩河三地”的發展仍然面臨著人才稀缺、生態環境脆弱、創新開放能力欠缺、產業結構層次亟需轉型等因素的制約，長遠來看，這些制約因素必然是西部發展、雙循環格局實現所要直面解決的。再次，“兩河三地”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同時，“軟環境”建設發展不協調，市場體制機制建設、營商環境打造、法治環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兩河三地”區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資源稟賦和發展空間的約束，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突破，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待加速。

然而，“兩河三地”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促進構建雙循環的戰略主攻點。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地區坐擁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兩大重要戰略支撐點，新型農業及天然能源等資源稟賦優勢突出，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突出，與我國雙循環構建下的戰略大后方需求相適應。從文化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我國中西部文化融匯的啟點，又是我國同中亞各國多元文化交流的交點。從政治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區域必然是踐行精準扶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重點戰場。

三、雙循環新格局下的“兩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3年5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新時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導意見》相繼頒布出臺，兩會期間更是明確強調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戰略地位，不難看出中央對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雙循環發展格局構建寄予厚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對當前復雜經濟形勢的長遠戰略規劃，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與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并重的最優選擇，主要著眼點在于擴大內需、強化自主創新、完善全產業鏈條、持續對外開放這四大方面。與此同時，該四項抓手與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的發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區發展被賦予的戰略意義，已從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轉變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接力棒。伴隨西部大開發戰略踏上新階段，“兩河三地”區域應當充分發揮人口、地域、自然資源等要素優勢，重新站上發展的歷史舞臺，為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貢獻力量。

（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促內需

應當大力發展“兩河三地”基礎設施建設，以傳統基建+新基建投資擴大內需，為國內大循環奠定基礎。自2023年以來，我國的貿易順差即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新冠疫情和經貿摩擦對經濟產生沖擊，以內循環為主體，以擴大內需為核心，成為以確定性發展戰略應對不確定性國際經濟形勢的必然選擇。當前內需的擴大無非依賴于三條主要路徑：擴大消費需求;擴大企業投資需求;擴大政府投資需求。顯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既是近端拉動內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遠端通過供給側改革促進個人消費與企業投資的必然保障。

同時，“兩河三地”區域近年來經濟增速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以“兩河三地”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更大，具備很強的后發優勢，尤其是風能水能為代表的新能源建設和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資源優勢，未來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因此，基建投資帶動“新時代的西部大開發”將成為基礎支撐，可以有效深挖和釋放內需潛力，科學促進國內大循環提質增效，尤其在適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也能提升我國在國際循環中的位勢。

（二）打造差異產業集群保產業鏈

應當秉承“兩河三地”區域協調戰略，打造差異化區域產業集群，為雙循環發展格局下的產業鏈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區打造新的區域產業集群，促進不同區域間經濟內循環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當前產業垂直分工的趨勢下，一定要吸取美國制造業對外轉移的經驗教訓，由于我國西部地區提供了廣闊的產業鏈戰略騰挪空間，應當充分衡量區域比較優勢和制造業空心化問題，積極鼓勵部分產業往中西部梯度轉移，保障本國企業生存空間，確保全產業鏈優勢和安全，將供給側改革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機結合，暢通區域產業發展之間的聯通性，為國內大循環注入不竭動力。

“兩河三地”區域應當以此為契機打造區域產業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區域的要素條件優化生產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資源集中的優勢，大力發展信息化、智能化產業，在承接部分中低端傳統制造業的同時，推動信息技術新動能與傳統產業廣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區現代化產業集群，積極將西部地區的教育、醫療、旅游等第三產業與大數據緊密結合，推動西部發展與第四次工業革命齊頭并進。另一方面，利用區域內河流、高原等生態環境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產業鏈齊全、集自動化與現代化一體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農牧業一二三產業鏈深度融合轉型，以高標準農田和現代化牧場推動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以高端特色農機裝備的生產研發及推廣應用支持生態集約高效的設施農業發展。

（三）增強科技創新能力補短板

應當加強“兩河三地”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發揮資源稟賦打造科研技術創新高地，為雙循環發展格局下突破關鍵技術短板營造環境。新時代下的國內大循環一定不僅僅是循規蹈矩的生產與流通，同《指導意見》提出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的要求一樣，應當以創新能力建設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存在缺陷，整體的供應鏈循環都會受到約束。西部大開發戰略本次最大的升級，也就在于強調了產業賦能西部的同時，不容忽視西部科技創新產業的建設，通過一批示范區與創新平臺的搭建，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建設，以此推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現代制造業體系。 “兩河三地”區域應當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設的機遇。一方面，應當通過完善傳統基建與新基建配套適應機制、金融投融資體制等一系列措施，營造科技創新企業經營環境，并借此大力發展高校資源，建設一批應用導向的本科高校、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增強“雙一流”高校與西部地區的交流合作，擴大企業在職培訓規模。另一方面，應當借助科技浪潮發展區域優勢產業。如就農業產業而言，立體種植、無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農業技術的發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農業新型領域，推動戈壁廣闊的土地資源以建立糧食生產基地為核心發揮效益;對于能源行業，可通過發展化學儲能技術，建設特高壓電網，布局大數據計算中心，科學合理地將當地豐富的水電、光電與風電資源更加穩定可持續的輸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擴大對外開放步伐謀發展

應當持續推進“兩河三地”與蒙古國、俄羅斯的經濟貿易往來，從貿易和資本兩方面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質量交流融合，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謀求契機。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并不能阻礙我國擴大開放的步伐，從一定程度來講，仍然需要外部市場需求來消化產能，更加需要資源的進口、外資及技術的引進來促進國內大循環的發展。同時，西部地區與東盟以及歐亞等“一帶一路”地區緊密相連，只有加強西部地區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濟聯通與循環，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國西部區域層次清晰、渠道豐富的新時代對外開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

“兩河三地”緊鄰蒙古國與俄羅斯，更應該加大區域開放力度，加強與周邊國家交通運輸設施建設，將中蒙經濟走廊建設擺到重要發展位置上來，并通過構建核心樞紐城市帶動區域發展;積極發揮甘肅省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對外開放中的核心戰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形成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有力支撐;高效助推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先行先試和寧夏銀川綜合保稅區的建設步伐，把握中阿博覽會舉辦機遇，全力助推寧夏對外貿易高速發展。

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關口，展望“十四五”規劃，西部大開發戰略與雙循環發展格局相得益彰，而“兩河三地”的發展理應是西部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也是構建雙循環無可厚非的關鍵一環。探索高質量發展的西部路徑，培育西部區域新經濟增長極，加大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與韌性，是未來我國拉動內循環、激活雙循環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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