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真的是一件苦事嗎?

在中學學習時，先生對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開頭好，才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結局一定要好，收好才能有回味。"我們都點頭理解。她繼續說："中間一定要好——"還沒說出為什么，我們早就哄堂大笑了。

然而，今天，當我寫完一部小說，抄完，看了又看，終于搖搖頭撕了，想到老師的話，我不禁感到悲傷。

寫作真的是一件苦事嗎？寫作只是表達意見，說話也是表達意見。寫文章不一定比說話難。在古代，紙和墨水沒有發明，珍貴的記錄和教導，用油漆寫在竹簡上，程序非常繁瑣和麻煩，人們很少有機會書面表達意見，所以風格努力簡短和含蓄，不能有廢話。后來，有了紙和筆，你可以搖一搖，胡說八道就會越來越多。到目前為止，印刷事業已經發展起來，寫文章已經成為一件普遍的事情，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不足，上海的情況略有變化。作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紙張問題只是暫時的，基本問題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要說，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沒有話要說。我不是說閣樓上餓死了很多天才。普通人比天才更重要。一般來說，大多數活了半輩子的人都有一點真實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然后就消失了。也許這是一句至理名言，也許只是一句無足輕重的搞笑插話，但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損失。例如，我認識一位非常普通的典型妻子，她對老年人的脫發有著極其微妙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以前禿頂，現在不禿頂。相反，老太爺以前不禿頂，現在經常禿頂。外國老太太不禿，老太爺禿。為什么呢?經過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老中國女性梳著太緊的發髻，痛苦地把頭發往后拉，所以容易禿頂。男人以前沒有戴帽子的習慣。現在中國男人和西方人多年來都離不開帽子。戴帽子妨礙了他們頭發的健康，所以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外國女人也戴帽子，為什么不禿呢？因為外國女性的帽子又大又小，突然壓在眉毛的心上，突然釘在腦后，總是改變位置，所以不會影響頭皮的青春活力。等等，有很多值得記住的話，如果專業文人說，我不敢公開抄襲，但就像他們不依靠這個吃飯一樣，說即使，我就像撿垃圾一樣撿起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過度，以至于無病呻吟，普通人表現不夠，悶得慌。年輕的時候，他敢說話，但沒有人忽視他。中年時，他在社會上有地位，說話很重要。每個人都愿意聽他的，但他正在努力學會做人，盲目地拒絕，說話，避免生冷，總是選擇那些熟悉的人。當你老了，退休后，你更不負責任，可以自由地說話。不幸的是，大多數老年人總是嘮叨，聽人們不耐煩，任何合理的話，也作為耳風。這是人生的一大悲劇。真正缺少觀眾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由你玩，誰打哈欠，誰扣分——再開心也沒有了。第二，只有請人吃飯，那么人們就忍不住委屈一點，聽你說，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者敘述你的初戀。《笑林廣記》里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這一天，看到朋友手搖白折扇，馬上拿過來替他寫。那朋友雙膝跪下。他幫不迭道："寫扇子不費事，何必行這個禮物？"朋友道："我不要求你寫，我要求你不要寫。"

聽說過去有些文人被禁忌，給他們錢叫他們不要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恐怕不能享受這種祝福。

李笠翁在《閑情偶寄》中說"場內作文，有倒騙主司入網的方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令人眼花繚亂時，讓它一見而驚，不敢棄去，這一法也是如此。在最后一篇文章中，當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突別，這一法也是如此。"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人，似乎是妾婦之道。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

西方有這樣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寫詩純粹是出于自然，腦子里永遠不會有別人。然而，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強烈警告我們在寫作時避免自言自語，我們必須始終考慮讀者的反應。除非我們真的知道自己是一個例外的曠世奇才，否則安全。迎合讀者的心理。這兩種方法不外:(一)說別人想說什么，(二)說別人想聽什么。

說別人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做得好，唱百和并不難。但一般輿論對左翼文學有點不滿，也就是說"診脈不開方"。迫急，開個方子，無非是階級斗爭的大屠殺。如今的知識分子談論意識形態，就像某個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樣，不一定懂，但大家都會說，說得多而精彩。女性很少犯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男人病"我不打算在這里多說一個。

退一步想想，特別描述生活的困難。當然，每個人都抱怨這一天并不容易，但你盲目地說，多么痛苦，更痛苦的人說："這算什么？"富人也覺得不開心，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讓他無法抱怨。

所以，說說人們想聽什么。你想聽什么？越軟性越好——換句話說，越臟越好？這是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以《紅樓夢》和《金瓶梅》為例。拋開兩者的文學價值不談——公眾的選擇并不完全基于文學價值——為什么《紅樓夢》更受歡迎，只聽到熟讀《紅樓夢》，而不是熟讀《金瓶梅》？但是看看今天銷量廣的小說，家庭傳戶不會背誦"香艷熱情"但溫柔、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所以這一層污穢不污穢不是問題。

低級興趣不能與色情興趣混淆，但在廣大人群中，低級興趣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篇文章是寫給大家的，單靠一兩個知己，你看我的，我看你的，到底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范圍的限制。作者感受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故意迎合低級趣味。存心迎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里，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既不相信他們的那一套，也不利用他們的那一套作為號召，結果是他們的淺薄，沒有他們的真誠。讀者不是傻子，很快就覺得。

要低級趣味，必須從里面打出來。我們不必在人與我之間劃出如此清晰的界限。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把自己放在讀者群里，自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給他們想要的，再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么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扭捏的方式說:"恐怕這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吧？"那只是推諉。作者可以盡力給他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能拿的。就像《紅樓夢》一樣，大多數人一生中總是看過好幾次。就我自己而言，當我八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它時，我只看到一點活潑。將來，我每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和筆觸，每次都有不同的印象。現在再看，只看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個人欣賞能力有限，《紅樓夢》永遠是"要一奉十"的。"要一奉十"只是一個理想，一個標準。讓我們談談寫小說的甘苦。小說，如果你想讓人哭，你必須先讓自己哭。如果你能快樂地哭，那就好了。但我寫的悲傷往往屬于"如匪浣衣"的一種。(拙作《傾城之戀》的背景是基于《柏舟》的詩:"……也有兄弟，不能據……憂心悄悄，悶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匪浣衣"我特別喜歡那個比喻。盆邊堆著臟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讀者能欣賞的吧？江南人有句話可以形容那種亂七八糟、堵塞的悲傷:"心里很霧。""霧數"國語中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一個故事，一定有點戲劇性。戲劇是沖突，是磨難，是麻煩。就連P.G.Wodehouse這樣一部滑稽的小說，也要把主人翁一步一步地誘入煩惱叢中，越陷越深，再把他弄出來。快樂是缺乏興趣的——尤其是別人的幸福，所以沒有一出戲能以幸福為主題。像《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與"閑情記趣"搬上舞臺根本不方便。難怪劇中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點失真。

寫小說就是為自己制造煩惱。我寫小說，每一篇文章總是寫在某個地方，感覺寫不下去。尤其讓我痛苦的是，我最近做的《年輕的時候》剛剛克服了障礙，可以順流而下，放手寫，故事結束了。這不禁自己做決定。……恐怕生活就是這樣吧？生活就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麻煩剛剛結束，人也結束了。

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抱怨，中間還是認真地說了些玩笑。為什么一群文人愿意留下來？"文字獄"里面呢？歸根結底，我認為這是因為文字的魅力。例如，我們家有一個舊的朱漆皮盒。我在盒蓋里發現了幾行字，印成方形：

高州鐘同濟鋪位于粵東省城隍廟左便老倉巷，開設自制家用皮箱、衣包、帽盒，讓客人光顧。招牌是主要的，光緒是十五年

我站在凳子上，手里拿著盒蓋看了兩遍。因為我喜歡，我把它抄了下來。還有麻油店的橫牌匾"小磨麻油衛生麻醬白花生醬"。雖然是現代流行的文字，但似乎和我們分開了一層，有點神秘。

然而，我最喜歡的是申曲中的幾句套語：五更三點望小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走。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像往常一樣，這是當代宰相或兵部尚書所唱，然后他自以為是，提起"老夫"私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如果夫人唱歌，那就繼續吧"老身"的自敘。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有相同的宇宙觀——社會秩序多么天真純潔:"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思考讓人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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