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停止辦公,異鄉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

我和香港已經相當遠了。——幾千英里，兩年，新事物，新人。戰時在香港看到和聽到的只是因為它對我有個人和劇烈的影響，我當時無法談論它。現在，我已經下定決心了，至少當我提到它時，它不會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給我的印象幾乎完全局限于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我沒有寫歷史志愿者，也沒有資格評論歷史學家應該采取什么態度，但我總是希望他們私下說更多話。現實是沒有系統的，就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亂。在那無法解決的喧囂中，偶爾會有清晰而悲傷的瞬間，聽到音樂的音調，但立刻被沉重的黑暗所擁抱，淹沒了這種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碰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完整性。如果歷史過于注重藝術的完整性，那就成了小說。就像威爾斯的《歷史大綱》一樣，它不能列入正史，因為它有點合理，自始至終描述了自我和自我之間的斗爭。

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哲學上，清堅決絕對的宇宙觀總是令人厭煩。所謂的生活"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當我們第一次得到戰爭的消息時，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急忙說："怎么辦呢?沒有合適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頭上營飛繞的空軍吸引力不大。逃跑時，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后再次見面，她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菲律賓頭，這在香港很流行，為了冒充男人。不同的心理反應在戰爭期間確實與衣服有關。比如蘇雷家。蘇雷家是馬來半島一個偏遠小鎮的西施，瘦瘦的，棕黑的皮膚，沉睡的眼睛和微微暴露的白牙。就像一個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她天真可恥。她選擇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不穿衣服？蘇雷家曾經擔心過這一層，問過人。這個笑話在學校早就出名了。

我們宿舍隔壁掉了一顆炸彈，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山。在緊急情況下，蘇雷佳并沒有忘記整理她最昂貴的衣服。雖然很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但她還是試圖在炮火下把笨重的大箱子搬下山。蘇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聰明的服裝給了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否則，她就不會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么好了。和他們一起吃苦，承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習慣了，話多了，人也干練了。戰爭是她難得的教育。 這篇文章來自織夢

至于我們大多數學生，我們對戰爭的態度可以作為一個比喻，就像一個人走在板凳上打瞌睡一樣。雖然我們不舒服，抱怨我們還在睡著。

如果我們能忽略它，我們就出生入死，沉浮在最豐富多彩的經歷中，我們依然是我們，一塵不染，保持著典型的日常生活。有時候好像有點不正常，但仔細分析，還是一貫的風格。和艾芙林一樣，她來自中國大陸，經歷了很多戰爭。據她自己說，她吃苦耐勞，害怕。然而，當我們轟炸鄰近的軍事堡壘時，艾芙林是第一個受不了的人。他歇斯底里地站起來，哭了起來，講了很多可怕的戰爭故事，嚇壞了旁邊的女學生。

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主義。宿舍里的食物儲存已經結束了，但艾芙林吃得比平時多，并建議我們努力吃，因為很快就沒有食物了。我們不想盡力節省，嘗試分配系統，但她阻止了一切，她整天坐在一邊抽泣，所以便秘。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底層，黑盒子里，只聽到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就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姐姐不敢走到窗前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蟲。

學生中只有炎櫻膽大，冒著死去上城看電影——看彩色卡通——回到宿舍后，她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潑水唱歌。房主聽到歌聲，非常生氣。她的不在乎似乎是對人們恐怖的諷刺。港大停止辦公，異鄉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無法解決飲食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去防空總部報名，報名領證出來就遭遇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跑到人行道，縮在門洞里，心里也有點懷疑我們是否履行了防空團員的職責。——我還沒來得及明白防空員的責任是什么，戰爭已經結束了。——門洞里擠滿了人，有腦油味，冬天棉墩墩的人。從頭上看，是清澈的淺藍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淡淡的太陽，電車里，也是太陽——這輛電車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很不舒服——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嗎？但是，和家人死在一起有什么好處呢？有人大聲下令："摸地!摸地!"哪里有空隙讓人蹲下？但是我們一個個敲在背上，蹲下來了。飛機向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蓋在臉上，黑了很久才知道我們沒死，炸彈落在街上。一個大腿受傷的年輕商店被抬進來，褲子卷起來，流了點血。他很高興，因為他是群眾關注的焦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初打不開門，現在更自信了，七嘴八舌地喊道："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里!開門!開門!"不怪里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什么都能做。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里面開門了，大家都一哄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說話，穿著大廳里的箱籠，以后是不是短了幾個，不得而知。飛機繼續彈，但漸漸遠去。警報解除后，大家不顧一切地滾上電車，怕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他們自己的人殺了他們。像其他英國人一樣，他被征兵。那天黃昏后，他回到營地思考了一些事情。他沒有聽到哨兵的叫聲，哨兵就開槍了。

佛朗士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完全中國化，中文寫得很好，（只是不知道筆劃的順序），喜歡喝酒。我曾經和中國教授一起去廣州，去一個不出名的尼姑家看小尼姑。他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建了三棟房子，一棟是專門用來養豬的。家里沒有電燈自來水，因為他們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有一輛，破舊的，是為仆人歐洲買蔬菜市場。

他有一張像孩子一樣的紅臉，瓷藍色的眼睛，伸出的圓下巴，頭發稀疏，脖子上系著一條黑藍色的寧絲作為領帶。他在課堂上像煙囪一樣抽煙。雖然說話，嘴唇總是掛著一支香煙，蹺蹺板，但永遠不會掉下來。他把煙蒂扔到窗外，飛過女學生蓬松的卷發，很有著火的危險。

他對歷史的研究非常獨特。官方文字被他耍花腔，很搞笑。我們從他那里得到了一點歷史親切感和簡潔的世界觀，我們可以從他那里學到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亡。第一，不是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英國情英國的殖民地政策，但他看起來很隨也許是因為世界上有不止一件愚蠢的事情。每次志愿者演出時，他總是著聲音通知我們："下周一不能和你見面，孩子們，我要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送了他命——好先生，好人。人類的浪費……圍城里各種設施的亂七八糟，已經有很多人說在我頭里了。在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氣管失修，牛肉堆積如山，寧愿看著它腐爛，也不愿拿出來。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米和大豆，沒有油和燃料。各地防空機關只忙著爭柴爭米，盡量喂手下的人，哪里有閑時間照顧炸彈？連續兩天，我什么都沒吃，去上班了。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也應該受到委屈。我在炮火下看完了《官場現形記》。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沒有欣賞它的好處。我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邊看，一邊擔心能不能讓我看完。字印得很小，光線不夠，但是，當一顆炸彈下來時，眼睛該怎么辦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圍城的十八天里，每個人都有早上四點難受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不能回家，等回去，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錢一眨眼就可以變成廢紙，人可以死，他們不能保護黃昏。像唐詩上的"親愛的，悲傷，煙霧泛入"，但不像這里無牽無掛的虛空和絕望。人們無法忍受這一點，急于爬一點腳踏實地的東西，于是結婚了。

一對男女來到我們辦公室，向防空主任借車領結婚證。男人是醫生，平日可能不是醫生。"善眉善眼"但他時不時地看著他的新娘，眼里只有近乎悲傷的愛情表情。新娘是護士，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得不到婚紗，只穿一件淺綠色絲夾袍，鑲嵌著深綠色蕾絲。他們來了幾次，等了幾個小時，默默地坐著，看著，忍不住臉上的笑容，讓我們都笑了。我真的應該感謝他們帶來無緣無故的幸福。

戰斗結束了。乍一停，很有點不習慣，和平反而讓人心亂，像喝醉了。看到青天上的飛機，我知道雖然我們仰著臉欣賞它，但沒有炸彈落在我們的頭上，但我們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像淡黃色的云一樣凄涼；從自來水管道中流出的水、電燈和街道的興奮是我們的。第一，時間是我們的——白云，黑夜，一年四季——我們可以暫時活下去。為什么不讓人開心瘋狂？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后精神狀態，1920年在歐洲被稱為"1920年發燒"。

我記得我們在香港陷落后如何在街上尋找冰淇淋和口紅。我們撞到每家餐館問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毛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個呢絨。我們每天在城里買東西，叫買，其實只是看看。從那以后，我學會了如何把買東西當作消遣。——難怪大多數女多數女在其中。

香港重新發現"吃"的喜悅。奇怪的是，一個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了過度的關注，在強烈的情感光照下，實際上變成了異常。戰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就蹲著一個衣冠楚的洋行員，在小風爐上炸一個硬黃餅。香港城不如上海有所作為，新的投機發展非常緩慢。長期以來，街上的食物仍然被小黃餅壟斷。甜面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逐漸具有試驗性質。所有的學校教員，店伙，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站在攤位上吃油炸蘿卜餅，腳下躺著可憐的紫色尸體。上海的冬天也是這樣嗎？但至少不是那么尖銳。香港沒有上海的自制力。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店換了食品店，沒有絲綢店或藥店賣蛋糕。香港從來沒有這么貪婪過。宿舍里的男女學生整天都在談論吃飯。

在這種狂歡的氣氛中，只有喬納生獨自站著，充滿了蔑視和怨恨。喬納生也是華僑同學，曾加入志愿軍打仗。他外套里只穿了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眉間掛著一縷頭發，像詩人拜倫一樣有三分，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況。他最生氣的是，他們派兩名大學生到溝里去抬一名英國士兵——"我們兩個人的命不抵他們一個。他們在招聘的時候答應特別優待，讓我們屬于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不算話！"他認為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九龍遠足之旅。

我們在休戰后"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幾個從各大醫院搬來的普通病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中流彈的苦力和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搶劫者。一個肺病患者有點錢。他雇了另一個病人為他服務，派那個人出去買東西。他穿著寬袍大袖的醫院制服在街上跑來跑去。院長認為這太不成體了。他發脾氣，把兩個人都趕了出去。另一名患者將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醫院制服的褲子藏在床墊下，被發現。 編織夢想內容管理系統

很少有這樣戲劇化的瞬間。病人的日子修長得不耐煩。上頭派他們去撿米飯，去掉里面的沙子和谷倉，因為他們真的無事可做，他們似乎喜歡這份單調的工作。久而久之，與自己的傷口也有感情。在醫院里，不同的創傷代表了他們的整體個性。每天敷棉花的時候，我看到他們用溫柔的眼光看著新鮮的肉，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廳里。從前，房子充滿了噪音——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唱在留聲機上，學生們總是扔碗罵廚師。現在這里躺著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把床推到柱子前，頭靠在柱子上，頸部和身體成90度角。就這樣，每天兩頓紅飯，一頓干飯，一頓稀飯。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的防空紙條被風雨撕掉了一半以上。斑駁的白色痕跡就像魔鬼的小紙人，尤其是在晚上，深藍色的玻璃上出現了奇怪的小白色怪物的剪影。

我們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很長，有十個小時。晚上無事可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出去叫打雜:"二十三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語Pan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幕后面看書，吃宵夜，是專門送的牛奶面包。唯一遺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生了一種奇怪的腐爛。痛苦到了極點，但面部表情卻接近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巴張開，好像癢得抓不住微笑。他整夜叫："姑娘啊!姑娘啊!"長而顫抖，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討厭這個人，因為他在那里受苦最后一個房間的病人都醒了。他們看不見，齊聲喊道"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的床前，問道："要什么?"他想了想，呻吟道："要水。"他只需要別人給他點東西，不拘一切。我告訴他廚房里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了口氣，靜了一會兒，又叫了起來，叫不動，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打瞌睡，我去燒牛奶，總是拿著一個白色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去做飯。大多數病人都醒了，看著牛奶瓶，比卷心百合更漂亮。

香港從未有過如此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洗沒有蓋子的黃銅鍋，手像刀一樣疼。鍋上有油垢，工作人員用它燉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寧靜而美麗。但拖長腔"姑娘啊!姑娘啊!"跟蹤廚房。小廚房只點了一支白蠟燭，我看著沸牛奶，心慌，怒不可遏，像被獵的野獸。

我們都很高興這個人死的那天。天快亮的時候，我們把他的未來交給了經驗豐富的職業護理。把自己縮進廚房。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烤了一爐小面包，嘗起來像中國葡萄酒蛋糕。雞在叫，又是一個冰凍的白色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生活得很好。

除了工作，我們還讀日語。老師是個年輕的俄國人，黃發剃光了。上課時，他經常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齡。她一時答不上來，他猜："十八歲?十九歲?不超過2歲你住在什么樓？你住在什么樓？以后可以來拜訪嗎？"她正在考慮如何拒絕，他笑著說："不要說英語。你只能用日語說：請進來。請坐。請用點心。你不會說滾出去！"笑話結束后，他先把臉紅了。剛開始學生黑壓壓滿了一節課，逐漸減少了。很少，他終于生氣了，換了先生。

這位俄羅斯先生看到了我畫的照片，獨自欣賞了其中一張照片，英穿著襯裙的肖像。他愿意花5元買港元，看到我們看起來很困難，很快解釋道："五元，不連畫框。"

由于戰爭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由炎櫻著色的照片。看完自己的作品，我喜出望外，似乎太不體面了，但我真的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那樣。以后再也不想畫這樣的圖了。不幸的是，看了之后有點迷茫。即使用一生的精力為那些亂七八糟、重疊的人寫注解傳記，也是值得的。比如暴躁的二房東太太，斗雞眼突出像兩個自來水龍頭；奶奶，整個頭頸都是理發店的電吹風管；像獅子和狗一樣，蹲著有傳染病的妓女，衣服下面露出紅絲襪的盡頭和吊襪帶。

有一個，我特別喜歡櫻花的顏色，都是不同的藍色和綠色，讓人想起"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暖玉生煙"那兩句詩。

在畫畫的時候，我知道我很快就會失去那種能力。我從那里得到了教訓——老教訓:馬上做你想做的事可能太晚了。"人"是最不確定的。

有一個安南青年，在同學中有點出名。他抱怨說，戰后他的線條不那么強大。因為他自己做飯，他的胳膊累了。所以我們每天看到他炸茄子，（他只會做同樣的茄子）總是感到非常悲慘。

戰爭開始時，香港大學的大多數學生都很高興，因為12月8日是大學入學考試的第一天，免除考試是一載難逢的事件。那個冬天，我們終于吃夠了苦，知道了重量。可是"輕重"這兩個字，也很難說……去掉所有的浮文，剩下的好像只有男女飲食。為了跳出簡單的獸性生活圈，人類文明的努力是浪費精神嗎？這是事實。香港的外國學生被困在那里，無事可做。他們整天只買蔬菜、做飯和調情——不是普通的學生調情，溫柔而感傷。戰后宿舍里，男學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紙牌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她還沒起床，他又來了，坐在床邊。隔壁便聽見她嬌滴滴地喊道："不行!不嗎!不，我不!"直到她穿著衣服下床。這種現象給人不同的反應——也許會讓人回到孔子身邊。相當的束縛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原始人天真，但他們不是完全的"人"。醫院院長想"戰爭小孩"極度擔心戰爭期間私生子的可能性。一天，他瞥見一個女學生偷偷地拿著一個長包溜出宿舍，他以為他的噩夢終于實現了。后來才知道她把做工得到的米運出去換錢，因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搶了，所以把一袋米換成了嬰兒。

從理論上講，有80多名年輕人逃離了死亡，因為他們逃離了死亡，他們充滿了憤怒：有些人吃飯，有些人生活，沒有外部娛樂讓他們分心；沒有教授，（事實上，普通教授，沒有），但有很多書，包括百本書、詩經、圣經、莎士比亞——正是大學教育的最理想的環境。然而，我們的同學只把它當作一個沉悶的過渡時期——過去是戰爭的痛苦，未來是坐在母親膝上哭泣戰爭的痛苦，長時間的眼淚。在我們面前，我們只能臟的玻璃窗上無聊地覆蓋它"家，甜蜜的家"的字樣。為了無聊而結婚，雖然無聊，但比這種態度更積極。

缺乏工作和消遣的人必須提前結婚。但是看看香港報上擠滿了婚禮廣告。也有人在學生中結婚。普通學生對人們的真實氣質有著鮮明的理解。一旦他們有機會刮掉一點浮皮，看到底部的膽怯、瘙癢、可憐和荒謬的男人或女人，他們大多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當然，愛情和婚姻對他們有益，但自動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是年輕人的悲劇。

時代的車轟轟烈前行。當我們坐在車里時，我們可能只經過幾條熟悉的街道，但在漫天的火光的火光中驚心動魄。遺憾的是，我們只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商店櫥窗里尋找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到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和空虛，我們無恥的愚蠢——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但我們每個人都很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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