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那樣解讀藏經洞

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幾座僧侶的寂靜塔建在高高低低。塔是圓的，形狀靠近葫蘆，外面是白色的。當我去的時候，有幾個已經倒塌了，還沒有修復。我看到塔的中心是一個木樁，塔的身體充滿了黃土，建在青磚的基礎上。夕陽西下，風很大，整個塔都很荒涼。

有一座塔，看起來比較完整，大概是建筑時代比較近吧？幸運的是，塔身上有一塊碑，一步一步地讀著，突然大吃一驚，它的主人，竟然是王媛媛！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后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主要是佛教文化。道士怎么能負責呢？中國的民間信仰是混合和溶解的。王媛媛幾乎是一個文盲。她不專注于道教，也不拒絕佛教。然而，她會主持宗教儀式，并籌集資金。他管理這座冷窟和寺廟是正常的。

然而，世界上許多看似正常的現象往往掩蓋了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包含，使得守護者和守護者王媛媛在文化水平上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個差距。

我讀過潘潔茲先生和敦煌其他專家寫的一些書，它們描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拿到一些錢后，他找到了一些非常不聰明的當地工匠。首先，他用草刷蘸上石灰，粉刷精美的古代壁畫，然后用錘子摧毀雕像，用泥堆起靈官，因為他是道士。但他認為這畢竟是一個佛教場所，所以他讓工匠們用石灰粉刷下寺的墻壁，畫唐代玄奘向西天學習的故事。他環顧四周，覺得洞穴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面積的壁畫很快就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描述的語氣很平靜，但每次讀到，腦子里總是像被刷石灰一樣蒼白。我幾乎不會說話，草刷和鐵鐘總是在我面前晃動。

“住手!”我在心底喊道，只見王道士轉過臉，滿眼困惑。我甚至想低聲懇求他:“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腦子里還是一片慘白。

二

一九〇〇2023年5月26日，王道士從一位姓楊的助手那里得知，洞穴的墻壁似乎是空的，里面可能隱藏著一個洞穴。兩個人挖了一眼，哇，果然，一個充滿了真正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時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個永久的知識將建立在這個洞穴上。無數有才華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一生。因此，從這一天起，他的實際地位已經飆升，高于世界著名的文物博物館館長。但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他拿了幾張經文到知縣鑒定，知縣拿給其他官員看。有官員知道一點重要性，建議運到省會，但又心疼運費，所以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傳開，一些經文已經流出，引起了新疆一些外國人的關注。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大國正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探索。這種情況與他們分裂整個中國的嘗試密切相關。因此，我們應該離開莫高窟一段時間，看看整體情況。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前幾天，在北京，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美國等外交使團再次集體向清政府提交求嚴懲義和團。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那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后來攻占北京，迫使朝廷逃跑，最后迫使中國賠償4.5億兩銀，即每個中國人都要賠償一兩銀“八國聯軍”。

時間，怎么會這么巧？

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大使館似乎做出了進攻中國的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巨大的身體神經系統，西北沙漠洞穴的門剎被打開。

更巧合的是，僅僅幾個月前，甲骨文就被發現了。

我認為藏經洞和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所以它必須突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幾乎完全失去信心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個偉大的巧合。

不幸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那樣解讀藏經洞，因為那里經卷的所有權已經悄然轉移。

三

結果是莫高窟三個男人見面。

第一個是主人王媛媛，不多說。

第二個是匈牙利斯坦因，他剛剛加入英國公民身份。此時此刻，他被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學。他博學、勤奮、聰明、能干。他在考古專業水平上堪稱世界一流，但他也有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但不懂中文，所以他引出了第三個翻譯蔣孝婉的人。

蔣孝婉瘦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出現在中國19世紀末“買辦”群體中的一個。在交流兩種文明的過程中，這個群體經常遭受精神痛苦，雙方都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在表達中國現代主題時不要放棄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模式。但蔣孝婉似乎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里的外國考古學家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原因是，當中國學者到達關鍵時刻時，比如關閉和文物所有權時，他們總是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敏感給外國人帶來各種障礙。但蔣孝婉并非如此，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這是真的。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旅程中，蔣孝婉一直在向斯坦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為方式，這讓斯坦覺得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蔣孝婉正在做所有的聯系、刺探和勸說。

王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持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婉騙他說，斯坦是因為從印度來的，想把玄奘帶來的經送回原處，所以他愿意付點錢。像許多中國平民一樣，王媛媛既熟悉又崇拜《西游記》中的西方圣經故事。她聽蔣孝婉生動地說，看到斯坦因為莊嚴的表情一次又一次地燒香拜佛。因此，蔣孝婉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雖然王圓篆猶豫了很久，含糊了很久，但最后還是了他幾個經卷。

于是蔣孝婉連夜挑燈研究了幾本經文。他發現那恰好是玄奘拿來的經文的翻譯。這些經文明明是王媛媛拿的，真的和玄奘有關。王媛媛興奮地看著手指，似乎聽到了佛陀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了。

當然，蔣孝婉也是在經卷堆里逐頁選擇的，因為斯坦不懂中文。

蔣孝婉日夜所做的也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讀懂的人的第一次盛大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婉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的知識和深厚的基礎。

在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媛媛都睡著了，只有他很忙。睡著的雙方都不知道這堆紙上的內容，只有他知道，他做出了選擇。

就這樣，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場比賽“買賣”開始了。斯坦用很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此外，其他列強的冒險家也紛紛踏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媛媛覺得斯坦真的想要太多，所以她把一些挑選出來的文物搬回了藏經洞。斯坦要蔣孝婉談判，用40塊馬蹄銀換回文物。蔣孝婉談判的結果只花了四塊錢就解決了問題。斯坦立即稱贊他，這是中英外交談判的又一場勝利。

蔣孝婉聽了，很驕傲。我有點討厭他的驕傲。因為他應該知道，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這意味著什么。我不指望他會為當時極其貧窮的父母之邦感到羞愧，但我只是想，如果這個橋梁人物完全摧毀了河岸，他們將來還能做什么？

因此，我認為在那些日子里，我們應該看看莫高窟里的三個男人。前兩個受到了世界的批評，最后一個總是被輕輕地放過。

比蔣孝婉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的一些評論家一再聲稱，斯坦以考古學家的身份拿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沒有錯。這是一項正大而光明的事業，但像我這樣令人沮喪“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請看斯坦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一個微妙的腳步聲，那就是蔣在偵察，看看有沒有人出現在我的帳篷周圍。過了一會兒，他拿了一個大包，里面裝滿了我今天白天挑出來的一切。王道士鼓起勇氣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條件非常嚴格。除了我們三個，沒有人能知道這筆交易，即使是一點暗示。

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么嗎？

四

斯坦花了七天時間打包裝箱，因為它終于獲得了900多個經卷和500多幅繪畫。最后，它變成了29個大木箱。原來帶來的駱駝和馬不夠。他們雇了五輛大車，每輛都綁了三匹馬來拉。

那是一個黃昏，車隊啟動了，王圓箓站在路邊，恭敬相送。斯坦因“購買”我一直不忍心寫下這29個大木箱移世文物支付給王圓篆的全部價格，但現在我不得不說。也就是說，130英鎊折合成銀子！然而，對王圓篆來說，這筆錢，畢竟比他平時去荒村野郊化緣的收入多得多。所以他反而認為這個“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向他招手，抬頭看天空。

一位年輕的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涼的夕陽。在那里，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的名字叫李曉華，寫給額爾金勛爵，他下令燒圓明園：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讓我看著你站立

黑暗的城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或者我拿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或者你抓住我扔過去的劍

或者你我各騎一匹戰馬

遠離遮天的帥旗

離開戰陣如云

決勝于城下

這些詩可能對斯坦因的學者來說太難了。但是，除了這種方法，還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它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甚至不騎馬，只是伸出手阻擋，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隊伍的對面。

蔣孝婉一定是滿臉笑容地走上前來的。我轉身不理他，只是直視斯坦因，想和他辯論。

我想告訴他，把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拔出來的土地上拔出來，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集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損失，兩者都受到了傷害。我還想告訴他，借口是別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財產，這是一種與軍事掠奪沒有區別的文化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雖然概率很小，但我的激情和邏輯終于壓倒了斯坦因，所以車隊真的被我攔住了。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辦呢？當然，它應該被送到首都。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北京嗎？場景是，沒有木箱，只有墊子捆綁，沿途官員紳士伸手拿走，一些官員也把車趕進院子，選擇最好的盜竊，害怕北京后點不一致，然后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集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當時中國到處都是軍閥混戰，北京更是亂七八糟。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沒有人知道明天腳下的土地會插哪個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的車如何通過卷車？怎樣才能到達？

所以，最好阻止斯坦因，讓他去倫敦的博物館。但我當然不會這么做。我知道斯坦一次又一次地回頭看我，因為他看到了我的困難。

假裝沒看見，只用眼角默默地送他和蔣孝婉慢慢地走了，終于消失在深棕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又回來了。

長長的一排隊伍，都停在茫茫夜色中，由我負責。但明天該去哪里呢？

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在沙漠里哭。

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五

1943年10月24日，82歲的斯坦死于阿富汗喀布爾。

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一天。在生死關頭，中國再次被別人和自己認可。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死亡的那一天，倫敦舉行了會議“中國日”活動。敦煌文物博物館再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斯坦因在彌留之際聽不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有點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克·奧里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探險家兼作家學者

通過印度、中國新疆、波斯和伊拉克的極其困難之旅，擴大了知識領域

敦煌藏經洞是他一生中給西方世界帶來的最大轟動。他為什么故意回避墓碑銘文？“中國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知道為什么。也就是說，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受到了文明世界的嚴厲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爾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40年來，我一直想進去，但沒有被允許。我剛被允許進去，但我什么也沒看見就死了。

他被埋在喀布爾郊區的一座外國基督徒墓地里，但他的靈魂怎么能穩定下來呢？直到今天，它仍然被貧困、戰爭和宗教極端主義所包圍。此外，傳播周圍的宗教極端主義與他所信仰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墓地是如此的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覺得他靈魂最渴望的就是找一個黃昏，一個黃昏和他趕車隊離開的時候一樣，然后潛回敦煌看看。

如果有這樣一個黃昏，他看到道士塔會對王媛說什么？

我想王媛媛不會向他抱怨任何事情，但在他面前會有點傲慢。因為在道士塔前，每天都有游客，盡管沒有人投下尊重的目光；在斯坦因的墓地前，總是沉默的。

至于另一個人，我不知道蔣孝婉的墳墓在哪里。

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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