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要說

在中學學習時，先生對我們說：“做一篇文章，開頭一定要好，開頭好，才能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局一定要好，收好才能有回昧。”我們都點頭理解。她繼續說：“中間一定要好——”還沒說出為什么，我們早就哄堂大笑了。

然而，今天，當我寫完一部小說，抄完，看了又看，終于搖搖頭撕了，想到老師的話，我不禁感到悲傷。

寫作真的是一件苦事嗎？寫作只是表達意見，說話也是表達意見。寫文章不一定比說話難。在古代，紙和墨水沒有發明，珍貴的記錄和教導，用油漆寫在竹簡上，程序非常繁瑣和麻煩，人們很少有機會書面表達意見，所以風格努力簡短和含蓄，不能有廢話。后來，有了紙和筆，你可以搖一搖，胡說八道就會越來越多。到目前為止，印刷事業已經發展起來，寫文章已經成為一件普遍的事情，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不足，上海的情況略有變化。作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紙張問題只是暫時的，基本問題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要說，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沒有話要說。我并不是說閣樓上餓死了很多天才。普通人比天才更重要。一般來說，大多數活了半輩子的人都有一點真實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然后就消失了。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只是一句無足輕重的風趣插渾，但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損失。例如，我認識一位非常普通的典型妻子，她對老年人的脫發有著極其微妙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以前禿頂，現在不禿頂。相反，老太爺以前不禿頂，現在經常禿頂。外國老太太大不禿，老太爺禿。為什么？經過研究，我們得出結論，老中國女性梳著太緊的發髻，痛苦地把頭發往后拉，容易禿頂。男人以前沒有戴帽子的習慣。現在中國男人和西方人多年來都離不開帽子。戴帽子妨礙了他們頭發的健康，所以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外國女人也戴帽子，為什么不禿呢？因為外國女性的帽子又大又小，突然壓在眉毛的心上，突然釘在腦后，總是改變位置，所以不會影響頭皮的青春活力。

等等，有很多值得記住的話，如果專業文人說，我不敢公開抄襲，但就像他們不依靠這個吃飯一樣，說即使，我就像撿垃圾一樣撿起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過度，以至于無病呻吟，普通人表現不夠，悶得撒謊。年輕的時候，他敢說話，但沒有人忽視他。中年時，他在社會上有地位，說話有相當大的分量。每個人都愿意聽他的，但他正在努力學會做人，盲目地拒絕，說話，避免生玲，總是選擇那些熟悉的人。當你老了，退休后，你更不負責任，可以自由地說話。不幸的是，大多數老年人總是嘮叨，聽人們不耐煩，讓人們理性，也作為耳風。這是人生的一大悲劇。

真正缺少觀眾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由你玩，誰打阿欠，誰扣分——不管它有多快樂，它都消失了。第二，只有邀請人們吃飯，那么人們就忍不住委屈一點，聽你論，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者敘述你令人難忘的初戀。

《笑林廣記》中有一個人專門為別人寫扇子。這一天，當我看到一個朋友手里拿著一個白色的折扇時，我立刻抓住它為他寫作。那個朋友跪在膝蓋上。他沒有選擇幫助:“寫扇子不費事，何必行這個禮物？”朋友道：“我不要求你寫，我要求你不要寫。”

聽說過去有些文人被禁忌，給他們錢叫他們不要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恐怕不能享受這種祝福。

李簽翁在《閑情偶寄》中說“場內作文，有倒騙主司人的方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令人眼花繚亂時，讓它一見而驚，不敢棄去，這一法也是如此。在最后一篇文章中，當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送別，這一法也是如此。”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人，似乎離妻子很近。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西方有這樣一句成語：“詩人自言自語，被世人偷聽。”詩人寫詩純粹是出于自然，腦子里永遠不會有別人。但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強烈警告我們，作文最避免自言自語，總是要考慮讀者的反應。除非我們真的知道自己是一個例外的曠世奇才，否則安全。

為了迎合閱讀心理，有兩種方法:(一)說別人想說什么，(二)說別人想聽什么。說別人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做得好，唱百和并不難。但一般輿論對左翼文學有點不滿，也就是說“診脈不開方”。迫急，開個方子，無非是階級斗爭的大屠殺。如今的知識分子談論意識形態，就像某個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樣，不一定懂，但大家都會說，說得多而精彩。女性很少犯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男人病”我不打算在這里多說一個。

退一步想想，特別描述生活的困難。當然，每個人都抱怨這一天并不容易，但你盲目地說，多么痛苦，更痛苦的人說：“這算什么？”富人也覺得不開心，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讓他無法抱怨。

所以，說說人們想聽什么。你想聽什么？越軟性越好——換句話說，越臟越好？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錯誤觀念。以《紅樓夢》和《金瓶梅》為例。拋開兩者的文學價值不談——公眾的選擇并不完全基于文學價值——為什么《紅樓夢》更受歡迎，只聽到熟讀《紅樓夢》，而不是熟讀《金瓶梅》？但是看看今天銷量廣的小說，家庭傳戶不會背誦“香艷熱情”但溫柔、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所以這一層污穢不污穢不是問題。

低級興趣不能與色情興趣混淆，但在大多數人中，低級興趣的存在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篇文章是寫給每個人的，只有一兩個知己，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不是。為了贏得許多讀者，我們必須注意群眾興趣范圍的限制。

作者感到沮喪，故意迎合低興趣。大多數想迎合低興趣的人都很高，不看讀者，這種失敗的根源。既不相信他們的一套，也用他們的一套作為呼吁，結果是他們的膚淺，沒有他們的真誠。讀者不是傻瓜，很快就感覺到了。

要低級趣味，必須從里面打出來。我們不必在人與我之間劃出如此清晰的界限。我們也喜歡讀張恨水的小說和明皇的秘史。把自己歸入讀者群，自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給他們想要的，再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么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扭捏的方式說:“恐伯這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嗎？

“那只是誘惑。作者可以盡力給他能給的，讀者可以盡量給他能給的。

就像《紅樓夢》一樣，大多數人一生中總是看過好幾次。就我自己而言，當我八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它時，我只看到一點活潑。將來，我每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和筆觸，每次都有不同的印象。現在再看，只看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個人欣賞能力有限，《紅樓夢》永遠是“要一奉十”的“要一奉十”只是一個理想，一個標準。讓我們談談寫小說的甘苦。小說，如果你想讓人哭，你必須先讓自己哭。若能痛快地哭一場，倒又好了。無奈我寫的悲傷往往屬于“如匪浣衣”的一種。(拙作《傾城之戀》的背景是基于《柏舟》①那首詩：“……也有兄弟，不能據……憂心悄悄，悶于群小。閔艦多，受侮多。……日居月諸，胡選而微心之憂，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匪浣衣”我特別喜歡那個比喻。盆邊堆著臟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讀者能欣賞的吧？江南人有句話可以形容那種亂七八糟、堵塞的悲傷:“心里很‘霧數’。”“霧數”國語中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①《詩經》中有兩首題為《柏舟》的詩，引用了《國風》·《高風》中的那首。

一個故事，一定有點戲劇性。戲劇是沖突，是磨難，是麻煩。就連P.G.Wodehouse①這樣一部滑稽的小說，也要把主人翁一步一步的誘人煩惱叢中，越陷越深，再把他弄出來。快樂是缺乏興趣的——尤其是別人的幸福。所以沒有一出戲能以快樂為主題。像《浮生六記》一樣②，“閨房記樂”與“閑情記趣”搬上舞臺根本不方便。難怪沈三白在劇中的拍臺凳上自怨自艾。③有點失真。

寫小說就是為自己制造煩惱。我寫小說，每一篇文章總是寫在某個地方，感覺寫不下去。尤其讓我痛苦的是，我最近做的《年輕的時候》剛剛克服了障礙，可以順流而下，放手寫，故事結束了。這不禁自己做決定。……恐怕生活就是這樣吧？生活就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麻煩剛剛結束，人也結束了。

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抱怨，中間還是認真地說了些玩笑。為什么一群文人愿意留下來？“文字獄”里面呢？歸根結底，我認為這仍然是因為文本的魅力。例如，我們家有一個舊的朱漆皮盒。在盒蓋里，我發現這些行宇印成方形：

高州鐘同濟

鋪在粵東省城隍廟左便老倉巷，開設自制家用皮箱、農袋、帽盒，客人光顧饋贈標志，為主，光緒為15年

①P.G.Wodehouse，英國小說家和喜劇作家通譯沃德豪斯(18811975)“紳士中的紳士”吉夫斯(男仆)以其形象而聞名。1955年入美國籍。

②(浮生六記)，筆記小說，清人沈復。下面提到的“閨房記樂”與“閑情記趣”是這本書的前兩部分。

③沈三白，即沈復，字三白。清乾隆、嘉慶時人，能文善畫，有才華。

我站在凳子上，手里拿著盒蓋看了兩遍。因為我喜歡，我把它抄了下來。還有麻油店的橫牌匾“小磨麻油衛生麻醬白花生醬”。雖然是現代流行的文字，但似乎和我們分開了一層，有點神秘。

然而，我最喜歡的是中曲中的幾句套語：

五更三點望小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走。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

像往常一樣，這是當代宰相或兵部尚書所唱，然后他自以為是，提起“老夫”私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如果夫人唱歌，那就繼續吧“老身”的自敘。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有相同的宇宙觀——社會秩序多么天真純潔:“文宮執筆安天下，武裝上馬定乾坤！”思考讓人淚流滿面。

(《雜志》第13卷第《雜志》第13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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