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規讀后感優選

弟子規讀后感 篇4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內容采用《論語》“學而篇”第六條的文義，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上應該恪守的守則規范。《弟子規》共有360句、1080個字，三字一句，兩句或四句連意，和仄押韻，朗朗上口。全篇先為“總敘”，然后分為“入則孝、出則悌、謹、信、泛愛眾、親仁、余力學文”七個部分。《弟子規》根據《論語》等經典編寫而成，它集儒道等圣賢的道德教育之大成，提傳統道德教育著作之綱領，是接受倫理道德教育、養成有德有才之人的最佳讀物。

“弟子”的意思我認為是：在家指孩子，在學校指學生，在公司指員工，在軍隊指士兵，在社會大眾中指公民。“規”就是規范、制度、行為準則。

時過境遷，百事孝為先，孝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道之以告德，齊之以禮。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唯寬可以寬人，唯厚可以載物。君子以厚德載物。廢經廢倫，社會敗壞根由。貪瞋癡慢疑，人心墮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須從規則著手；圖挽犯罪狂瀾，唯有明倫教孝。誤根本為枝末，認枝末為根本。為求解決問題，反倒制造問題。君子唯有務本，本務邦國自寧。

讀《弟子規》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弟子規》字里行間，猶如一縷縷和煦的春風拂過臉頰，又如一絲絲甘甜的細雨滋潤心田。讓我們穿越遙遠時空，面對古代先賢教誨倍感溫暖和親切，悄無聲息中精神世界得到凈化。

孟軻的《孟子?離婁上》有言：“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意思是說，即便有離婁的目力，有魯班的技巧，如果不用圓規或曲尺，也不能正確地畫出圓形或方形，凡事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標準和法則。故此“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成為了歷代人們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條例、紀律、規則在規范著人們的行為。

在體育比賽中，正是有了諸多比賽規則，才有了世界冠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才有了運動員的拼博和無限輝煌。在交通行駛中，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交通工具日益完備驟增，天上有飛機翱翔，地上有機動車馳騁，地下有地鐵呼嘯。正是國家制定了各種交通法規，并與之管理，才避免和減少了無數次潛在交通危險。國家的法律便成為司機和行人遵守的準則，才有了有條不紊的交通現狀。

漢高祖劉邦與民約法三章，奠定了漢朝四百年之基業。清朝制定了嚴懲貪官的各種制度，史稱“康乾盛世”，但康乾二帝肅貪都是絕不手軟。康熙告諭大臣：“朕觀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今設有貪（tan）污之臣，朕得其實，亦必置之重典。”“凡別項人犯尚可寬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寬。”乾隆登基不久即發布上諭，將貪官污吏與惡棍奸民歸為一類：“貪婪侵盜之員工，上侵國帑，下朘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辟，使共知警惕。此綱紀所在，不可不持。”事實上，乾隆一朝，因貪贓枉法而判死伏法（斬、絞或賜自盡）的方面大員，包括總督、巡撫、學政、鹽政等共有十幾名之多。

從古到今，人們都在追求國泰民安，人們都在追求自由平等。但行為準則、制度法律的建設才能保證幸福富強，特別是提高每個公民的道德素養才是治國之本。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在懲貪防貪的同時，對公民的思想認識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才是“廉”的倡導。宋、明兩代，曾以懲貪嚴厲著稱，但《宋史?刑法志》中卻有“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的記述，朱元璋也有“我欲除貪臟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的感嘆。

治國需正心，洗心是根本。明仁義禮智信，做溫良恭謙讓，從小樹立良好的道德情操，使人的信仰崇高，信念堅定，才能使社會風尚煥然一新，欣欣向榮。

如今，很多家長只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把這個“末”看成了孩子未來最大的要素，卻忽視了孩子良好行為規范的養成這個“本”。教育的本末顛倒，導致青少年在成長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對長輩失去孝心和恭敬心，公然頂撞長輩、甚至和長輩大打出手。對學校校紀校規熟視無睹、我行我素，對老師的批評教育置若罔聞。意志力薄弱，遇到小小的挫折，動輒離家出走、跳樓自殺。很多家長都很迷茫，現在的孩子怎么了？衣食無缺，條件優越的他們逆反心理那么強，心靈脆弱不堪一擊。其實造成孩子種種心理或社會問題的根源就在于我們對孩子教育片面性和功利性，“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傳統觀念在中國父母思想中已根深蒂固。許多家長在孩子成長的道路上死死盯住他們的學習成績、在成績方面的要求對孩子沒有讓步的余地。對孩子唯一可以讓步的恰恰是對他們行為規范的要求，熟不知這恰恰是我們教育最大失敗的根本原因。

“弟子規”就是清新劑。德教為先重在行。德教是為政治國和改善社會風俗的首要任務，德教為先體現出了“為政以德”或“以德治國”的意蘊。一是知廉恥。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舊唐書?楊綰傳》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這些都是強調要懂得禮義廉恥，要有自我修養意識、大局意識、形象意識，不能因為自己的言行不檢點而毀壞了自己的名節，污染了大好的世間風俗。為官為士者講廉恥，就會規規矩矩的做官，正正當當的做事，就會不阿上，不欺下，不枉法，不貪贓，促使整個社會風氣的淳化。二是重操守。唐代詩人劉禹錫說：“火不侵玉”，真金不怕火煉。他還說：“守法持正，嶷如秋山。”南朝梁人周興嗣在《千字文》中指出：“守真志滿，逐物意移。”《呂氏春秋?誠廉》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不可奪赤。”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指出：“死必得所，義在不茍。”說得最直白、最有力的是文天祥的《正氣歌》：“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還有于謙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詩可以說是于謙生平和人格的真實寫照。

《弟子規》就是清新劑。修身律己為根本。從政者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有優秀的人格。孔子曰：“修己以敬”，認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孔子家語》：“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這也就是儒家倡導的“修身為本”的精義所在。修身一般是指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修身為本”所主要強調的是統治者的修養，即所謂“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只有通過良好的道德修養，提高統治者的道德境界，鑄就“君子人格”或理想人格，以達到正百官化萬民、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就修身的內容而言，孔子提出尊禮、處恭、有信、敬事、儉用，孟子強調仁、義、正、禮、恭、儉，朱熹則歸結為“修身在正其心”，“修身是修德”。可見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說法，但說到底，修身一方面在于祛邪扶正，保持和發揮善心與德行；另一方面在于“涵養”正氣。比如“君子坦蕩蕩”的“浩然之氣”，“不食嗟來之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甘耐清貧”之氣，“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邊云卷云舒”的“能屈能伸”之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寧靜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先公后私之氣，“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國忘我之氣、“梨雖無言，我自有主”的嚴于律己之氣等。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處處以大局為重，以國家為重，才能公正廉明，大公無私，使社會正氣上揚。

《弟子規》就是清新劑。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好世風，雖然人人有責，但其關鍵不在下而在上，在于政風。對此，先賢早已論之鑿鑿。《管子》：“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孟子》：“君正，莫不正”，《韓非子》：“圣人治吏不治民”。孔子：“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孔子家語》：“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所有這些論述都表明了“上”之表率作用，君主的言行是社會發展的導向、百姓文明的指南，官吏的言行是百姓的儀范，要想世風好，先要從上層做起，在位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使“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如果上層統治者寡廉鮮恥、貪鄙成風，就不可能民淳俗璞，更不可能反腐倡廉。

讀了《弟子規》使我認識到依法治國、反腐倡廉是一項艱巨而系統的工程，既要重視制度、法律的外在控制、制約作用，又要重視道德、修養的內在自省、自律作用。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正氣、培育良好政風世風，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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